不要搗毀這個希望

(註：以下原稿，與刊登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2月24日論壇版之版本略有差別)

四百多年前，義大利教士利瑪竇來華，開了歐洲和中國知識交流的先河。（說交流，名副其實。徐光啟幫助他翻譯了《幾何原本》；他不只是學了漢學，更用中文寫作出版。）也成就了耶穌會把某種教育帶進中國。到今天，他的墓地仍在北京。

幾百年來，耶穌會在世界各地辦學，尤其是高等教育，成績有目共睹。不光在美國，就像墨西哥、智利、德國、比利時、西班牙，甚至日本，都有他們的大學；而波士頓、喬治城、佛達姆（Fordham，前譯福咸，不確。）、萊育拉等，早有聲名，聖十架學院，去年更名列全美前五所博雅大學之內。博雅教育（Liberal Arts Education或簡稱Liberal Education，並不是今天說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，在我們中學叫Liberal Studies）是他們辦學的特色。中國第一所推行博雅教育的學府，是上海的興韋學院。那裡的主建築物，是「博雅樓」，英文名稱叫Liberal Arts Building。

耶穌會學校的宗旨，在傳授知識與品味格培養；他們的學校設計、課程安排，可謂有口皆碑。在取錄學生上，卻絕不苟且，也沒有宗教成見。正因如此，耶穌會中華省負責教育的周守仁神甫告我，全球耶穌會有意在香港興學時，就答應了盡綿力貢獻其事。自己不是羅馬教會的追隨者，更不是耶穌會的成員；樂意參與，跟金耀基、李歐梵等願意支持創舉，理念如一：「君子成人之美」。《論語》的教誨。多年來大聲疾呼：我們需要博雅教育。現見有這個機會，總祈共襄善舉，盡量達成這個希望。

當然，幾年前港府向世界招手，答應利用粉嶺皇后山地段發展私立大學。有意投地的，不僅耶穌會一家；最後政府取捨，還屬未知素。但總是個機會，一個絕對難得的機會。這些日子，見證了他們工作的積極、熱心，在創校準備上付出的心力；一科一系的越洋合作規畫，大批外國學者專家來港，與政府評審局部門開會，等等，使我體會到：籌辦一所認真的大學，殊不簡單。

最近有傳聞，說地皮用途改作蓋公屋。十分愕然。建大學像戒吸毒，可以「說不幹就不幹」的？多年的辛勞，人力物力的投入，金錢的募集，時間的消耗，等於零？就憑一句話？如果香港要外人來投資，人家籌集多時，人力基金都到位了，而整個過程你也清楚的，你可以突然喊停？

這對所有人都不公道。尤其對香港人。多少年來，我們渴望有一所真正的博雅大學，來補自己的不足。這是香港的希望，千載難逢的希望。

請不要搗毀這個希望。

落後全世界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2月10日論壇版)

阿城的作品，可以使人想到很多。阿城的言論，也許可以使人想到更多。在一個叫「久違的知識」會場，他談論知識時，是這樣說的：

「我年輕的時候有很多智力測驗，後來我覺得那個應該叫知識競賽。比如說秦始皇哪一年統一中國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告訴我，我馬上就知道了，這是『知』。你能說出為甚麼秦始皇能夠在那時統一中國，那才是『識』。但現在『知』和『識』常常是割裂的。現在有互聯網搜索，『知』不是問題了；但是『識』，我們落後全世界。」

看看我們的教育系統。為了考得高分數，人人趕着學怎樣答題。答題要掌握重點。重點，書中悉數提供。說「求知」，你是求到了。那「識」呢？本來嘛，知是表象，識是原委；那該是阿城的意思：你懂一事，也得懂事之何以為事。古人說的知其然，也要知其所以然，是這個道理。要知「所以然」，你要仔細觀察，探討背後因由。也就是所謂「識」。

可今天，翻翻我們的學生課本，你會發覺，不只是「知」給你提供了，就連「識」也具備。人人照本宣科，看誰記得好記得熟。解釋俱在，學生不必怎麼思考，背得成功就行了。

通識科，按說該能打破這一劣習的，因為沒有天書可包羅萬有，事事給你「解碼」的。何況，它的彈性，可以讓老師有足夠空間去發揮。就考試答題吧，也沒有標準答案。可我們的整個學習氛圍，卻給「批判思考」這個劣譯害慘了。人家說的critical thinking，應該是明儒所稱的「慎思明辨」。好了，現在凡事得「批判」一番，好像不如此不得客觀似的。

於是乎，為了表現「客觀」，不要見解「一面倒」，很多老師就訓練學生：答題記着要給正反兩方意見。觀察事物，固然可以有不同角度，倒不必具正反論點的。可這麼一來，明明你要稱讚的，為了表示有「批判思考」，你怎麼也得寫下一些言不由衷的「批評」。那不是應景文章是甚麼？和阿城的「識」，扯得上甚麼關係？

再不好好想一下這類問題，恐怕我們就真的像他所說的「落後全世界」了！

另一種文化現象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1月26日論壇版)

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，聲名不菲，獎金不薄。據說，如果你是個學院外的人，你的稿酬、演講費等，相當可觀；如果你是個學院派，你會有不一樣的頭銜，也會面對「挖角」風潮。這些，都和頒獎的委員會無關。頒贈獎項給作家，當然有讚賞、榮譽等考慮。據說，他們還有一份美意，是希望鼓勵得獎人起一種示範，開創出獨特的風格以外，還能夠在人文精神、人道關懷等層面，起點好的作用，以勵後進。

半個世紀以前，當福克納獲獎時，他的演辭，就是這種作用的表表者。那篇講稿呼籲世人，不要放棄追求人的尊嚴與自由，後來成了經典範文。我們從不曾聽說，他成了「生招牌」，或「搖錢樹」或甚麼的。這是一種文化現象。

讓我們看看另一種文化現象。

中國的「不要說」君拿了獎，情況就不同了。

據說，不少館子用「莫言醉」作商標的，當年註冊費用是一千元，現在是「稅後一千萬元成交」。消費莫言，消費他的作品，消費他的家鄉，成了文化產業的風景線。

據說，作者得獎後，他的作品全面斷貨，書城一天賣四千冊。於是出版社盜版商加印紛紛出籠。目前，各地莫言作品版本，多達幾十種；說自己擁有版權的，超過十五家。實際有授權的，不出三、四家。

據說，莫言文學館擴建工程，定了年內開工。他日的會員要定級別。他的小說手稿，在上海展出；他與四川書局合作，要創作的劇本手稿，一夜飆升百萬。

是我們讀者的文學情懷突然提升了？那以前獲獎的作品，中譯本有的是；何以不見大家爭相閱讀？足反映了甚麼？

據說，山東高密已成了莫言城。當地政府要改建莫言舊居。當地官員勸他老爸說：「莫言已經不是你的兒子，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！」建圖書館、紀念館，已提上高密市日程；就連街上的燒雞店，都標上莫言的簡介。山東旅遊口號，將會是「一山一水一聖賢一文豪」了。甚至傳說有出巨資「宏揚紅高粱文化」的。

不必拿兩位作家相比較。也許，真是國情不同的後遺症吧。

莫言得的什麼獎

(載〈南方周未〉2012年11月01日評論版)

請在文學品評上討論，這不是個品格獎、道義獎什麼的

「不說話先生」拿了個舉世知名的獎項，卻掀起了三尺浪。支持的、反對的，網上文報章文雜誌文，蜂擁而來。意見夠多的，本不必我來置喙。自己又不是文學家，沒有什麼專業評論提供，不好說話。

倒想反省一下：何以有這個現象？為什麼國人爭論問題，總不冷靜？總愛主題先行？總是非黑即白？文學獎是個怎樣的獎項，大家明白嗎？

爭論雙方，都有我尊敬的人物，都不足使我同意他們的論點。希望我們都能平心靜氣思考，「不以人廢言，不以言廢人」。

說反對他拿獎，因為他「其貌不揚」，「在飯桌上食相難看」。他拿的是儀容獎嗎？

說他當年與一眾官員在書展退席，說他當官方機構的公職，等等。也許都是事實。可這些都是個人取向。你可以不喜歡那取向，但跟文學有何必然關係？

同樣，大做文章，說他對朋友細心，為人樸實憨厚，關心底層農民，有泥土味，沒有文場中的嬌氣，肯吃苦負重，等等。或許也是事實。但這是個性，不是文學作品。

如果說，文學獎必須有先決條件，就是獲獎者得具備某類品格，得追求某類理想，得……，那評選人可頭痛了。退一步說，就算他不具備各條件，也不表示他文學成就欠佳。

設身處地考慮，某人是出色化學家，在領域上甚有成就，值得拿獎；可他討小老婆，人品也不好。你會因而不頒給他？同理，文學獎的人，道德品格的指標，必須高於其他？這是諾獎的最高考慮原則？

失敗者的成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1月05日論壇版)

本屆諾貝爾醫學獎得獎者兩人：一是英國的格登，一是日本的山中伸彌。兩人的背景固然相異，卻有一共通特點：他們都曾是「失敗者」。

山中求學時，不是成功人士；格登在中學，給老師評為「笨得沒資格習自然科學」。

他們拿到殊榮，給大家很好的啟發。

首先，重堅持不重死讀書。山中愛體育，大學時代沒有埋首書本，但有不放棄的精神。據說日本教育界視他作「異類」。不少人半途而廢，連有興趣做的也不堅持。結果不是默默無聞，就是一事無成。像〈論毅力〉一文所說的：「掘井九仞，而不及泉，猶為棄井也。」

其次，要有忘記背後、努力面前的鑽研精神。山中小時愛拆物。在家拆裝祖傳鐘表，失敗多次，還不停再試；打柔道，多次受傷，站起來，再上。格登在英國伊頓公學讀書，成績差勁。他的成績單，到今天放在劍橋大學他研究室辦公桌上。失敗史，成了激勵發奮的良藥。

再次，不重快慢但要認真。格登十五歲那一年，在同級的二百五十名同學中，生物科成績最劣。他的起步點，慢了他人很多。山中綽號「搗蛋醫生」，因為人家二十分鐘可完成的手術，他要兩個小時，有時還不止！論天賦，也許他倆聰敏不及他人；但龜兔競走的故事，也有用得着的時刻。在研究項目上，他們都全力以赴，認真不茍。

他們做細胞研究，是「基礎研究」，和臨床式不同；後者比較易見成績。山中研究經費不足，因為他的方向，在日本不太受重視。他自己跑馬拉松，來呼籲別人捐獻。格登的成績單，是勉勵工具。他常說，當年老師也許對的，也許他自己仍不夠好。那是不以考試成敗論英雄，知道學無前後，達者為先。

中國奧數第一，卻沒有菲爾茨獎。我們的文化太重視「眼前功利」，太用成敗論英雄，往往使失敗者氣餒，無法力爭上游；成功者自負，結果陷入失敗。我們瞧不起失敗者，不鼓勵興趣的堅持。千百年來，成不必是「王」，敗也不一定是「寇」。用成績定成敗，扼殺了多少學子？

兩個諾獎的科學家，都曾經給定位作「失敗者」。結果他們成功了。我們不懂吸取失敗的教訓，我們永遠不會成功。

林語堂沒有錯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0月22日論壇版)

大學畢業回來，暑期沒有工作。家父在案頭放下一本書：林語堂的《無所不談》。記得還是《文星叢刊》系列的。那是頭一遭讀到他的作品。林語堂的名字當然聽過，就像中學時代聽過的眾多名字，尤其我國近代的。除了個別的一篇半牘，諸多作品都是「聽其名未觀其文」。相信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經驗。

叫他「幽默大師」，固然因為「幽默」一詞是他起的，該說是他譯的。但那是個音譯詞，原文是一個字，不能拆開來讀。今天不少人說「幽他一默」，不對，詞義也解不通。雖然，大家說那已流通了，就當「積非成是」吧。

但不只那個。他的文章，雋永而外，總帶一分幽默感。談學問像講故事，娓娓道來，妙趣橫生。《無》書不像《吾國與吾民》，《生活的藝術》等那麼大本，內裏文章真箇無所不談──古今中外，嚴肅輕鬆，人物掌故，都有。中文書寫，不是從英文譯回來的。

有涉獵新文學運動以來作品的人，多少知道林語堂是小品文大師；他寫的英文，是給外國人看的。很少知道他看不起三十年代「為人生而文學」的左翼文人。五十年代到去世前，他住在香港，曾當中國筆會會長，在中文大學編了大大本的《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》。

無意中讀到他的「政論」，管窺了大師的另一面。他批評當時的文壇。在〈方巾氣研究〉一文中，痛陳士人明哲保身、不談政治，又斥搖筆桿的濫用「愛國」、「救國」的字眼。諸多文人喪失了「獨抒性靈」的能力，一以法西斯、一以共產主義為治病靈丹，結果文學淪為政治附庸。魯迅就曾批評他「灑脫而悖謬」。

他在〈我不敢再遊杭〉中，說怕到杭州，遇上共產黨人。筆下語多諷刺：

「我之所謂共產黨，不是穿草鞋戴破笠拿槍桿殺人的共產黨，乃是文縐縐吃西洋點心而一樣雄赳赳拿槍桿殺人的革命文人。雖然明知這班人牛扒吃的比我還起勁，拿起鋤頭，彼不如我，那裏共什麼黨，革什麼命，其口誅筆伐，喊喊大眾，拿拿稿費，本不足介意，但是其書生罵書生英勇之風，倒常把我嚇住。」

今日讀來，諸君定有會心微笑。

也許，林語堂還是對的。

偉哉，興韋！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0月08日論壇版)

兩年多前，在拙文〈香港呢？〉中，介紹過一個陳姓的上海學生，到美國Bowdoin大學攻讀。因印象深刻，他後來與另外兩個同學合寫一書，英文書名是A True Liberal Arts Education。當時我譯作《真正的通識教育》。書後來在國內出版，用的名字不同。

外國人說，這本當譯作「自由教育」的。但名字在中國「不好說」，在國內就叫作素質教育。港、台叫通識教育。其實都不如「自由教育」貼合。嶺南稱作博雅教育，那是最好的名稱。中大的通識，英文明寫着General Education，不是Liberal Education，並非同一回事。差不多十年前，已談過這些問題。當然是言者諄諄了。

復旦的副校長去年演說，謂專科教育忽略了文化與道德思考，缺乏了人性的反省，使同學沒有了社會責任的承擔感。他該感到欣慶，因為中國第一所通才訓練式的博雅大學─興韋學院，在上海正式開課了。興韋的前身，是一所行將倒閉的工專，有接近一萬員生。一個在財經界的陳君把她購下，改成只收一千人的興韋。

陳君本人一九九三年在哈佛商學院畢業。他看到每年留洋的中國學生，有增無已。去年，光留美的就有近十六萬人。他就想，為甚麼我們不可以有自己的開明、博雅教育？於是，別開生面的設計來了。所有學生，前兩年都有「博雅式」的核心學程。後兩年要放洋：一年到落後地區，一年到先進地區。目的，在培養新一代的領袖。據說理念是這樣的：多元的世界在變。中國再不能滿足於大量製造生產。中國要有新的知識，要有創意，所以獨立思考和發揮創造力，極為重要。「同學得裝備自己，面對一個跟過去二十年完全不同的社會。」傳統教育模式，再不能滿足大學生的要求了。

一位蔣姓的研究人員，在哈佛費正清中心工作。他說中國的教育部和各大學，在面臨一個轉捩點：你要培養怎樣的公民，能面對明天的國家與世界？

固然，興韋，只是個起點；但長遠來看，也許是個偉大的頭一步。萬事起頭難。如果興韋能帶動全國，使各省各市都推廣自由的、開明的博雅教育，那就了不起。不光教育改觀，中國也改觀了。

偉哉，興韋！

我參與幹啥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9月24日論壇版)

九月初，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，同院的調查與數據信息中心，聯同社科文獻出版社，發佈了《政治參與藍皮書（二○一二）》。研究調查的主持人下結論：中國人的實際參與水平低。

調查是否符合社會科學方法，分析是否客觀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據報道，覆蓋面包括十個省分，發放問卷有七千份，回收有效樣本也六千多。推想該有一定代表性。

某些重要數據是這樣的：「權利與參與途徑認知」的比率高達百分之六十四點七，而「實際政策參與」的比率只有百分之十一。還有其他指數，多少反映了是個認真的調查，例如有「政策的重要性認知」、「政策內容認知」、「政策過程認知」等項。研究人員表示，把所有項目指數合起來看，整體水平還是「偏低」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「政策參與意願」欄下，比率相當高；到了「實際參與」，就成了另一個世界。報告書結尾說，中國公民的參與模式，是「接受型」的。這是「說的好聽」了。
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研究政治行為的歐美學者，都集中在討論公民意識和公民行為上，主要反映在公民對公眾事務，尤其政治事務的關注程度，又願意行使公民權利（例如投票），承擔公民責任（例如作陪審員）等等。最初的統計研究，是用一系列項目，放在不同國家上——例如英國、美國、墨西哥、意大利等，看看各自的公民會有何等相同或相異的政治行為。後來，這類跨國比較研究，伸展到不同的國家。蒐集得來的數據，成了日後比較政治學的材料。

這類研究的結論，下得比較謹慎，也多少說明了「國情不同」的後果。反過來說，你希望得到某類國家的公民政治行為嗎，你得明白為甚麼那些公民樂意參與。

如果說，我們的公民有「意願」參與，卻不「實際」參與，那我們得問：為甚麼？多年前，香港有市政局，它的議員也是民選的。那些年，投票選市政局議員的人，很少。道理不難明白：當時大家覺得，可約制與發揮權力的，我沒資格選；我可以選的，無權又無制約力。那我參與幹啥？

假定當下掌政的認為，研究報告值得重視，假定他們覺得，中國人民當關心國是，當參與公眾事務；那他們就當好好明白，老百姓並非不想參與，而是不要參與。如是，我們得先解答「我參與幹啥？」這個問題。

蓋房子不能「依樣畫葫蘆」

(載〈南方周未〉2012年09月20日評論版)

沒有精神層面的撐持，物質成就不會持久發達

香港建築師羅慶鴻先生著有《政經建築觀》一書。裡面談的除了政經，還有其他。特別有意思的，是1982年羅慶鴻與建築學教授龍慶忠的一段對話。提到建築物有內外：表面的，背後的。龍慶忠先生說：表面是看得到的，背面是指看不到的。羅慶鴻就問：什麼是看不到的？龍慶忠先生答：「建築物是實體，思維是虛體；建築物是經過人的思維創造出來的。要認識人做的東西，便先要明白當時當地人的腦袋，才可知道他們為什麼、做什麼和怎樣做出來。」

幾年前，應邀到蘇州大學演講；講題是「芝加哥大學的人文傳統」。一說芝加哥大學，大家很容易聯想到的，是二戰時的「曼哈頓計畫」；再不然就是拿諾貝爾獎的李政道與楊振寧。李、楊兩位元都是芝大物理系的畢業生。那都是科學成就。科學成就，比較具體。配合突飛猛進的技術，上自載人上太空的器材，下至一般日用品器材，都是「實體」，都活活呈現在眾人眼前的，可觸可見，當然容易使人印象深刻。那成就背後的成因，是「虛體」。虛體，看不見，摸不著，容易受到忽略。可沒有了那虛體，就很難得出真正的實體。芝大堅持人文傳統的承傳，因為他們相信，沒有精神層面的撐持，物質成就不會持久發達。

反觀我們自己。改革開放以來，許多人都說要重新「認識西方」，但大都只看重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，特別是西方人在科學上技術上的驕人成績。好像值得我們借鑒的，只有過去兩百多年──從18世紀中葉算起。那以前的呢？多數無言以對。

那樣的「認識」，十分片面。工業革命，並不是平地起春雷，突然一下爆出來的。16世紀開始的「農業革命」，17世紀的「科學革命」、「產業革命」等，大力推動著社會的改變。尤其是17世紀的思潮洶湧，各類學說紛陳，人的思維受到很大衝擊。如果說這些是「近因」，我們不明白它，就不會好好瞭解工業革命是什麼一回事。

那還不止。科學發明來自人對自然奧秘的好奇。古希臘人探求自然之謎，並不在要發明什麼。他們給世人留下了珍貴的遺產：數學的、建築的、哲學的、文學的。從自然到人，到人創下的事物，都在他們的思索範圍。那樣的背景孕育了人的追求。如果我們不看那「虛體」，不明白當時當地人的腦袋，我們也許永不清楚知道為什麼有工業革命。叫這個作「遠因」，當不為過。

近期有好些學者認為，今天中國的窘境，是五四激烈反傳統的遺禍。正反意見大家都可以討論，不必在這裡討論五四運動的功過。但那一代讀書人提出的理念，追求德先生、賽先生並沒有錯。也許他們方向錯了，也許他們手段錯了。可目標呢？我看目標沒有錯。到了今天，我們仍須努力，那是另一問題。沒有那樣的追求，也就是沒有思維上的追求，那我們只會依樣畫葫蘆——蓋房子而不知房子背後的心思設計，怎會成功？

憂者與愛者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9月10日論壇版)

「位卑未敢忘憂國」。首在憂。

「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」。范文正公時代，憂君憂民就是憂國。

言憂者皆出愛，言愛者不必憂。所以「憂國」者與「愛國」者，相差可以毫釐可以千里。看看下文。

「有憂國者，有愛國者。愛國者語憂國者曰：汝曷為好言國民之所短？曰：吾惟憂之之故。憂國者語愛國者曰：汝曷為好言國民之所長？曰：吾惟愛之之故……憂國之言，使人墮頹放之志，愛國之言，使人生保守之思，此其所短也……用之不得其當，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。」這是梁任公的〈憂國與愛國〉。文章發表在庚子（１９００）前一年年底。距今百多年了，任公說錯了麼？

當年，慈禧密謀廢立光緒，維新派與保皇黨角力，外患日急，《馬關條約》剛簽了幾年。居此之際，任公能無感而發？

言短，正因知所不足，故憂之，望其反省並相互責善。言長，流於假大空，只為避免長他人志氣、滅自己威風而已。如此曰愛，是好是不好？置諸今日，在深圳河南北兩地，言憂者無頹放之志。在香港，反國教科者，不正因為憂其流弊，才挺身而出？言愛者卻盡是保守之思。固然，保守本身不必為錯，得視乎所保所守為何。今日支持國教科之保守，謂國民必當愛國家，必當孕育自豪感，等等。「必當」？難怪此輩不必憂國矣。

站在任公立場，不會以「愛國」者所出為「善言」；雖善言，「亦足以誤天下」。所以他在「天下」兩字後寫道：「為報館主筆者，於此中消息，不可不留意焉。」

那時沒有電台、電視；報章，就是媒體。在媒體發表意見，得謹慎（留意焉）。可今天的媒體，不以憂者所憂為報道，而稱反對者「受人唆擺」，是「紅衞兵行為」，實在諷刺。反對者所憂，在抗拒假大空，正懼子弟有一天像紅小兵！可這叫「不懂愛國」。

回頭看，百多年了。我們進步了多少？官方資助出版的材料，提到自己怎樣善，人家怎樣惡，是「愛者」言。不當自誇，應取彼之長、補己之短，是「憂者」語。

你是任公，你會是「憂國者」還是「愛國者」？

及格的國民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8月27日論壇版)

中醫師王翎懿，相交多年。她從小在中國長大，走遍大江南北；南來定居香港，懸壺有年。日前來電，慰勉有加，謂見報載我談國民教育，平實中肯，非假大空話可比，敦促多寫。我倒猶豫了。一來不愛連刊同一主題（老編特別要求的除外）；二來容易招人口實，說我國民思想不正確，中洋毒，等等。

無意中讀到〈學校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培養合格的公民〉一文，是資中筠先生大作《感時憂世》中的一篇。（相信她指的是及格。）先生八十多歲，是北京的名學者。文章擲地有聲，士林敬重。她是中國社科院的退休所長，沒有人可指她是「境外敵對勢力」。介紹她的想法，可作借花敬佛，對當前一片吵鬧，不無借鏡之處。說大點，有全民參考價值。

先不談學校教育，只論及格的公民。（她指的是國民。）國民不是臣民。她引任公說：「奴隸無權利，而國民有權利；奴隸無責任，而國民有責任；奴隸甘壓制，而國民尚獨立。此奴隸與國民之別也」。一下筆她就批評「頌聖文化」（港台叫「歌德派」），說那是奴性產物。國民，是有獨立人格的。

不能籠統地叫「人民」。國民，除非遇非常時期──例如抗戰，否則是「以個人為單位」的。人民，是個集體，也不知是誰。「為人民服務」是為誰的？最高領袖說，你要怎樣怎樣；你不去做。他說，你不為人民服務。於是你去了。那是為一人服務。資先生說：「過去以抽象的『人民』的名義犧牲和損害個人的基本權益的情況太普遍了。」國民，才是「社會的主人」啊。

她引米爾《自由論》，說每一個國民權利均等，「信甚麼不信甚麼是無法強迫的」。邏輯上說，你不必告訴我，你是多麼偉大在為我服務；也不必要我相信，甲國乙國的制度不好。如果信仰不得強迫，那你應該訓練我冷靜的、客觀的求知，觀察世界；是好是不好，由我來判斷。那是及格國民應有是素質。判斷不一定對，起碼是獨立自主的。

國民當然互有義務，道德可能比法律重要。大家要互相容忍，不能「排斥異端」：「如果只允許一種生活方式，那麼由誰來統一呢？」學生是國民的「前身」。「學生如果沒有培養是非觀念，不會追求真理，進入社會以後就是服從權威，誰官大聽誰的。」這樣的國民，及格嗎？老人家的說話，辦「國民教育」的，是否該聽一聽？

也是「自作孽」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8月06日論壇版)

「國民教育」有甚麼好吵鬧的？

那樣問，好像假定了沒有東西值得大家「吵」。事實又不是的。不過吵之前，最好先看清楚。

有公民教育為何不夠？為甚麼還要國民教育？很簡單，從來公民教育，是訓練你在社會上要有公德心，要守秩序，要有禮貌，要有守望相助的精神，尊重他人，參與公益等等。這行為，「推而放諸四海皆準」，不管你住在甚麼國家。它不會計較你的國民身份，也不理會你有何國家認同感。那可不符合國民教育的前提。

一方說：你們反對，因為你們都不懂引自己身份為榮。你們都是港英餘孽心態。我看不是的。另一方說：你們推這套國民教育，其實是黨民教育。我們的子女都會給洗腦了。那不行。我看也不是。教材必然帶出「洗腦」的後果？那倒未必。至於說：它偏頗，會錯誤引導年輕人，特別是經長期「浸淫」之後；那當然有可能。眾人之慮，其實在編者的動機：你故意把材料編成這樣，要我們的兒女接受；在你，實在用心良苦，在我，實在不能接受。

可動機，怎樣去證明？

港進聯譚君的說法，教人啞然。「六四」、「李旺陽事件」等，和一國兩制沒有關係；那只是歷史長河中的小沙石。固然此制不同彼制。早年多說「河水不犯井水」。那不必說國民教育，叫制民教育好了。她的意思很明白：另一制不同；所以在這一制下的人，不能「干預」到另一制下的事務。那國民云乎哉？「六四」是沙石，不必理會，那焚書坑儒，更微不足道；那是更遙遠、更細小的沙石。大家不必再讀中國歷史，就記着割讓香港之恥就夠了。

說到外國都有唱國歌、升旗禮。不錯。也讓我告訴你美國一般中學的國民教育材料。除了歌頌自己國家可愛，他們同樣不神化林肯，也指出南北戰爭的殘酷。他們教導國民在憲法下的權利，怎樣可反抗政府或其他組織的欺壓。他們告訴人民，越戰時期有甚麼爭議，更附上反戰圖片。也許他們都不懂，那些都是沙石，何足道哉！

兒時讀書，中國歷史、中國地理，必修、必考。典章制度、文物傳統，都有。從來沒有「國民認同」問題。現在不好好訓練本國史地，卻弄個國民教育甚麼的，不是「自作孽」是甚麼？

智者與愚人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7月23日論壇版)

報章大字標題：劉翔傷患引起憂慮。那是頭條。

憂慮甚麼？他不能出賽。不出賽又如何？不行，因為他將無法重奪奧運金牌。先不說為追求金牌而競技是否有違體育精神，光看到網民竟然說，熬着傷也得拿下獎牌的論調，就值得反省。

參加比賽，取得勝利，是種光榮。要爭勝，也屬人之常情。問題在要付出甚麼代價。友朋說，深層次心理，是要發洩、要炫耀、要勝過西方。光是錢我比你多，那不足夠；送人上太空，也不足夠──雖然，已是超英趕美的一半以上了，美也快趕上了。這些，在世人面前，不易見光彩。奧運場上可不一樣。全球的鏡頭聚焦，集中在衝線後面的白人黑人，像告訴「列強」：我終於贏了。好像勝利是永恒的，光榮可以永久保留的，那付甚麼代價，都是值得的。

這心理欲望孰真孰假，我無法判斷。果真如此，我們就很難教育下一代。老師說「運動之目的，在參加而不在勝利」，說「勝不驕、敗不餒」才對，等等，都可能起不了作用。

追求「光榮」，不問「代價」。

為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周年，我們的歷史博物館展出秦代陶俑。題目是：一統天下──秦始皇帝的永恒國度。像告訴大家，秦俑的輝煌，盡在其中。

無獨有偶。前一期的《國家地理雜誌》，主題故事在介紹秦俑的「奇蹟」：披甲的戰士，精緻的戰車，刀戟弩箭，兵陣馬隊，排列之認真，完全符合當時戰陣需要。那樣的氣勢，那樣的陣容，真可睥睨天下了。

不是光榮──永恒的光榮，是甚麼？

在西安秦俑旁邊，有大片土地，地下文物還未出土，但專家已知道是甚麼。骷髏，包括掙扎逃命的。白骨纍纍，因為有一萬名不育的妃嬪，三千名造墓的工匠，全遭活埋在此。那三千人，該是全國精英，為了皇上的光榮──不只生前的，更是死後的，那真是「永恒國度」了──費盡心力智慧，蓋出如此陵墓，卻落得陪葬下場。千萬生靈的代價，為了一人的光榮，為甚麼？因為他們知道造墓的秘密。始皇的遺教：不可「洩露國家機密」。

也不只他一個：北京的明陵，夠你看的。那建築，也是墓成之後，墓門自動緊閉，裏面的工匠，一個也跑不出來。我們不也說，明陵是恢宏的王陵？

比起這些，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，是不是「小兒科」了？

當然是「俱往矣」。可今天，使我們追求「光榮」而不問「代價」，我們是智者還是愚人？

聽演講去！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7月09日論壇版)

文革開鑼。第一個在天安門城樓上，得「偉大導師」接見的，是北師大附中的宋彬彬。她「面聖」後，改名宋要武。回到附中，立刻揪鬥當時的校長，把她折磨至死，面不改容。文革結束，靜靜丟了新名，改回彬彬。

大約數年前，北師大附中九十年校慶。附中邀宋彬彬回校作嘉賓，引起很多人不滿，其中公開發表文章批評的，是資中筠先生。該文擲地有聲；讀後十分佩服，當時就在這個欄上，寫了自己的感想，也表達了對前輩學人的尊敬。

資先生是陳樂民的夫人。陳先生已辭世，退休前是社科院歐洲研究所所長。我也曾撰文介紹過他。資先生退休前，是同院的美國研究所所長。五十年代初，他們已獲派歐洲，畢生公職都涉對外關係，包括接待訪華外人，甚至給首長級的人作繙譯官。她很謙遜，說自己發表的論文，不管是否學術的，都是「奉命撰寫」，故「無甚可觀」。進入八十年代後，才發現，筆，原來是自己的，可以說自己的話。

於是嗎，近二十年，筆耕不絕。幾個月前，把各類文章輯成五集出版，抒情、論事、憶人、反省中西文化，應有盡有。談到她求學經歷，特別有意思，就稍作介紹。

一九四八年，資先生在燕京唸完大一，要轉入清華。暑期就到舊北平圖書館準備。「圖書館是完全開放的……只是一般不能把書拿出去。不過借書極方便，座位寬敞舒適，光線充足，工作人員輕聲細語，態度和藹，業務熟悉（這些我當時並不感到特別，只是幾十年後在規模大大擴大的新北圖處處得到相反的感受，才回想起那時的鮮明對比）。」

今天，年輕的一代，沒有那經歷，很難體會到過來人的感慨，甚麼叫今非昔比。

每次運動來，她受到批判，說是「半封建、半殖民地教育」出身。她引以為榮，說是「中西文化並重的薰陶」，是那時代的「底色」。學制統一，而辦學多元；教育家的「理念貫徹到辦學和教學中」，大中小學皆如是。大家以為教會學校很「洋」。她說：「至少在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實行教育中國化政策後，洋人辦的學校，包括教會學校，大多很重視國文，學生的古文修養都能達到一定程度。同時，從小學起就有公民課，現代公民社會的一些基本觀念和行為規範貫穿其中。」

這些，她說，都成了他們的「底色」。

資先生是今年書展的嘉賓。八十多歲的雍容女士。有興趣親炙她的「底色」嗎，聽演講去！

不要也罷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6月25日論壇版)

施永青在回應文章中，再論文化毋須設局，就像通識不必設科一般。陳雲說設文化局沒有好處，並引文化論述為例，闡明局長該具有的能力，不能停在「公平分配資源」，「聽取業界意見」的官腔上。我不贊成設文化局。也讓我說說。

希臘以前沒有文化局。設局，是近世的事。結果怎樣？他們把古典希臘字母「改造」，變成了今天的「新字母」。於是呢，今天希臘人，讀不懂柏拉圖的作品。

法國的文化局，幾十年來，憑着局內人的文化判斷，把他們認為「不合國人用的」，全摒諸門外。美國的漢堡包 Hamburger英文原字，不許在食肆門外懸掛，理由是「庸俗」。開禁，是近期的事。文化，不是民辦的，是官管的；官有權，能左右百姓喜好─姑勿論那喜好是甚麼。當然更不必是兼容並包的。

從另一個角度看。差不多三十年前，芝加哥的布爾斯亭（Daniel Boorstin），是著名歷史學教授。給列根總統委任作國會圖書館館長。報章訪問：你不是圖書館學出身的，怎能勝任？他說：技術問題像採購、編目、善本等情事，我固然不懂；那沒問題，讓專家處理好了。我懂知識，我懂領袖才能，有領導研究型圖書館的經驗。足可勝任。

反過來說，某些部門，果讓「外行」領導，是否合理，值得想想。例如機電工程署，若署長不懂電機工程的，可以嗎？衞生署署長不是醫生，行嗎？檢控專員沒有法律經驗，好嗎？例子不少。我們討論文化局長人選，屬前者還是後者性質，是不是應先弄清楚？

不幾年前，名「大衞」的人像雕塑，不許公開擺放，理由是「不雅」。貽笑大方。這大家還記得吧？那是當年官家的文化判斷。今年三月中，新加坡舞蹈團獲邀，到吉隆坡表演。當地文化部用「不雅」為由，要臨時給女演員的短裙「加碼」。全團拒絕上演，返新。大馬外交部知悉其事後，尷尬萬分，立刻重新發出邀請，但不成功。原來是芭蕾舞團，演出劇目根本就是穿短裙的。回教色彩的文化局覺得，女人跳舞，露出一雙大腿，實在「不雅」。新加坡團覺得荒謬。結果鬧了外交笑話。

政府部門，行事要按規章，有板有眼。用政府規章來「管理」文化，能有多少自由創新？

官辦文化部門，不要也罷。

梅校長的教誨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5月14日論壇版)

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」

這是北京、新竹兩地清華大學共同秉承的校訓。清華剛慶祝過她的百年紀念；給清華奠定基礎的，是梅貽琦，一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傳奇人物。

梅貽琦是第一批「庚子賠款」留美生。一九一四年得電機學位後，回清華學校任教。一九三一年，國民政府大學部委任他當校長。在就職演說中，他曾經說：「學術的造詣，是不能以數量計較的……所謂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。」今天，我們的大學，從學生選課的人數，到教授發表的研究心得，都是「以數量計較的」。

通識者　識其會通之所在

抗戰軍興，清華遷到大後方。梅校長（與潘光旦）發表了著名的〈大學一解〉，闡明大學宗旨，在明德新民，所以學生須「知類通達」。他說：「通識之授受不足，為今日大學教育之一大通病……社會所需要者，通才為大，而專家次之，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，其結果不為新民，而為擾民。」但大學只有四年，不能通專並達，「偏重專才之弊既在所必革，而並重之說又窒礙難行，則通重於專之原則尚矣」。

看看今天我們大學的設計，通重於專並非「原則」，遑論「尚矣」。

當上校長次年，成立工學院。他反對工科專注工程忽略其他，認為工學教育要「人民化」與「社會化」。他申明「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，對於心理學、社會學、倫理學，以至於對於一切的人文科學、文化背景，都應該有充份地了解」。更主張「今日而言學問，不能出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部份；曰通識者，亦學子對此三大部門，均有相當準備而矣……合而言之，則於三者之間，能識其會通之所在。」那樣的通才，不只求學，亦利做人。

梅校長的遠見，失落多時。不過，三年前，北京清華頒佈了「文化素質教育核心課程管理辦法」，又訂定了「課程選課指南」。明確指出大學訓練的八大方針：較全面認識中國文明；對中外哲學有一定的了解；中外文學經典的閱讀和賞識；自然科學基礎；社會科學基礎；中英文寫作與口頭表達能力；審美品味和鑑賞能力；科學與人文均衡發展。

在那個時代，梅校長的言論，像空谷足音；在這個時代，大家說那是老生常談。可是，能平心靜氣審視一下，我們的院校，有哪一所是追求那「均衡發展」的？我們的校長，有哪一個是追求梅貽琦的理想的？

梅校長的教誨，誰認真聽了？

悼彥鳴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4月30日論壇版)

多年前，吉錚在美國德州去世。徐訏老先生愛才，覺得惋惜，就寫了一篇《悼吉錚》。在這個地方，不少人是讀了文章，才認識那位出道不久的女作家。

高彥鳴教授辭世。事情來得突然，不知該怎樣紀念這位朋友，也不必由我多說，學界中人早認識他。只是他家中人丁單薄，他又是個不大交遊的人，總覺得，該為他留點文字。

彥鳴回港前，早在美國卡尼基美隆大學（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）工作數年。到香港城市大學當副校長，辦了個特別計劃，鼓勵在校學生暑期外出謀事，取點經驗。當時我們機構也是個合作夥伴，他就邀我到學校，和同學談通識的重要。反應很好。連續三年，我重到又一村與同學聊聊。每次他都是座上客。

曾當教育局編書顧問

有一回，在中學校友會周年聚餐會上，與彥鳴碰個正着。才知道，原來是師兄弟！他比我低幾屆，是謙社同學。（我們傳統，以級社名，不以年份名。）自此我叫他高謙，他稱我鄧皓。

不多久，他到了科大化工系（他的本行），我在科大「環球商務班」兼課。看過我的授課大綱，他覺得很有意思，就要我回母校談教育，並自動請纓，作我的介紹人。

兩年多前，我們辦了大規模的校慶會。唐英年是主禮嘉賓。很多人都納罕。後來高謙告訴我，他和唐是初中同班同學。至於是否他邀請的，就不得而知。

我給教育局人文社會組編的參考書，他當顧問。後來我搬家到調景嶺，和他算是「鄰居」了，因而常有往還。高謙是史丹福的化工博士，卻對其他學科很感興趣。每次聊天，常談到怎樣可以在我們的理工課程中，增進其他素材。但限於編制，苦無良策。

盼君子之教移植大學

前陣子，他無意中讀到勒番教授（Donald Levine）的書，談的是古代希臘城邦的公民教育，也有柏拉圖教育哲學的影子。就興致勃勃的拉着我聊。書中強調的，是古代雅典的教育形式，有點像我們今天說的「君子之教」。不過那只會成就社會上少數人，但又是後來歐洲通識教育的藍本。到今天，在北美的少數私立小型大學，還刻意繼承了那個傳統。

高謙一直在想，怎樣可以把那美好的東西，「移植」到今天的大學，同時又使多數人獲益的。我們談了兩次，沒有甚麼結果。各自事忙，近月沒有聯絡。

就這樣，他撒手了。幾天前報上載的。

高謙，人如其名，是個謙謙君子。但願我們社會，有更多的高謙。

請回軍營！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4月16日論壇版)

將軍，你不能這樣！

這是多年前，台灣「黨外運動」出版的一本書，批評國民黨軍人干政。當時還沒有民進黨，也沒有明顯的統獨論爭；大家的矛頭，就指向獨裁。不少外省籍的民主派，也協助本省籍的人一起抗爭。

與韓國的民主運動相比，台灣可算是沒那麼「血腥」了。韓國的學生反對運動，直接和軍人對峙，也有犧牲。和早年泰國相似。小蔣時代開放了報禁，又取消戒嚴法後，民主才慢慢上軌道。不只這個，就連殷海光的《中國文化的展望》甫出版，就遭禁。禁令，是當時國府陸軍上將陳大慶，用警備司令名義下的。

可見在很多國家，政府的獨裁力量，全靠軍人來維持。你可以說，我國歷史，從來武人干政，甚至謀朝篡位的，有啥稀奇？不只亞洲了；非洲、美洲，何嘗不是一樣？

重到闊別多年的星洲。旅館侍應每天早上，送來一份《海峽時報》。也就天天翻閱。看來，他們的言禁也稍見鬆綁。有外國記者批評的文章，也刊登了。最有意思的是，竟然有討論緬甸選舉的文章，更是不同觀點相互辯論。有一個記者客觀報道了各方感想。「昂山派」不必說了。一個軍方支持的保守黨派說，再不改變策略，下回大選會輸得更慘。可就改變吧，也不見得能扳回局勢。軍方呢？

緬甸幾年前修訂的新憲法，規定國會四分之一議席預留給軍人的。那是保證軍人可合法干政的手段。該記者的報道，說軍方發言人對選舉不滿，因為昂山派揚言，大選後要廢掉軍人特權。並說：「那她直是要把我們趕返軍營了！」（原文是英文。）

咦，那倒奇怪了。軍人，不是應該駐在軍營的嗎？難道當在鬧市風馳電掣、旁若無人地招搖才好？甚至像某些號稱人民子弟兵的，駕着軍車在公路上逆向行駛才對？不願住軍營，那回鄉下田好了。要參政嗎？請先卸下戎裝，放下槍桿，拿起筆桿，公平競爭吧。軍人的天職，是保家衞國，不是霸佔國會席位。

日寇降後，國府復員策略，用軍人主政；全部省主席，幾乎清一色軍人出任。一般認為是蔣委員長的意思。結果如何？中共建政，說黨指揮槍；可黨的頭目，誰不是拿槍出身的？到今天，北韓與中國，分別只在前者軍人赤裸裸站在台前，後者武夫隱蔽蔽藏在幕後，如此而已。

國家政治要上軌道，軍人請回軍營！

意義與策略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4月02日論壇版)

四十年前的今天，美國在任總統尼克遜競選連任。民主黨人正密鑼緊鼓行初選，物色挑戰總統的代表。結果選上的，是時任參議員的麥高雲（ Sen. George McGovern）。他後來大比數敗落，那是後話。

當年七月下旬，從外返港，隨即碰到一個彼邦的朋友。問他是否投民主黨的票。不是。何故？麥高雲是個急進派，事事要一步到位：立刻撤軍立刻全福利立刻……急劇改革，對國家不好。

那你是投共和黨了？也不是。為甚麼？尼克遜比較踏實保守，但也許對政敵不公允，也許不誠實。（當時「水門事件」已露端倪，但未成醜聞，白宮助理也沒有給起訴）身為公民，我有理由懷疑總統的操守。

那你是兩個都不投？是；也可說不是。怎麼說？我投白票。在那時，我們香港還未有投票制度，所以完全沒經驗，更不知何謂白票。他解釋：你沒有屬意的候選人，但你明白，投票權，是奮鬥多時、付出很大代價，才爭取回來的。那是公民的權利，同時也是履行公民職責的義務。所以投下不圈上名字的空票，盡公民一分子的責任。有用處嗎？有：白票也算在投票記錄中的。核票時會知道全國多少人真正投了票；又選上的有多少，敗落的又佔了多少。

那投白票，自有其意義了？當然，統治者會知道多少國民用白票表達不滿。不過，他說，對我們美國，衝擊力不會太大，因為我們的憲制運作多年，誰作領袖區別其實不那麼大；就是國家元首，也受很多掣肘的。

可見投白票本身，確有意義的。但要看條件、制度、策略來考慮。從制度上說，我們該讓公民有投白票的機會，也應算在整個統計中。投票行為本身，是公民教育的一課。那是它的價值。

可從策略看，就得用上計算了。道理很簡單。你投票，固然希望屬意的人上榜；但那不一定是唯一目的。比如說，你不喜歡甲，你也不喜歡乙。現實條件是：你只能兩者選一。固然可以投白票；但投了白票，會對誰有利？你就不能不計算了。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。你投白票，結果可能是更糟的人當選，那你的策略，就很失敗。投票，很多時是要對手落敗，高於希望「自己人」勝出。

投白票，有意義，但也得考慮策略。

社長，你真偉大！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3月19日論壇版)

差不多四年前，在同一個欄上，刊了拙文，叫《社長的忠肝義膽》。那是駐港新華社前任社長違命出亡，發表他的回憶錄後，自己有感而發的月旦文字。

一個老革命、老幹部、資深黨官，擔心「挨整」，覺得「心寒」，要逃到美帝家棲身，不去倚靠社會主義兄弟國收容，也不說了。今天，九十多歲的前社長，獃在彼邦幹嗎？說中國「不讓他回去，雖然他要求了多次。」那當初你怎麼要出走？怕下場「比梁湘更慘」？你們共產黨人，不是特殊材料做的？不是永遠跟着黨走的好兒女？怎麼怕風浪？吃不得苦？

今天的香港，不是二十多年前的香港；民間對於「大亨霸權」，有不少聲音。社長強調：「做大亨工作也是羣眾工作」，而他說他本人，只是鄧小平路線的執行者。啊，在他們眼中，只要統戰大亨就夠了；羣眾，是會自動靠攏的。要拉攏大亨，因為「要讓資本主義長期穩定不變，就不能讓『資本主義的香港』垮台了。」而「甚麼是資本主義？就是資本家和親近資本家的精英來經營的主義。」先不說那是對是不對，就這個邏輯足以教大家明白，不論誰作特首或高官，都要「做大亨工作」。

還不只呢。他冷靜反省了二十年，沒有一句說香港的自由，沒有片言論法治的重要，也沒有隻字談我們的民主發展。只提到說，資本主義弄出來的，「當然不是真正的民主，亞里斯多德講的民主是全國人民當家作主……做不到。」那是說，西方的民主，不是真的，不符合古希臘城邦式的做法。不說亞氏本人不欣賞當時的「民主制度」；就用這個來否定今天的民主政制，也不公允，除非你能清楚說明，世上有哪一種民主是「真正的」，同時又是沒有資本主義的。

這，他沒有說。但在抨「主義」過後，社長這樣說：「社會主義民主也一樣，發展到一定程度，蘇聯變成霸權主義了」。如果蘇聯的統治形式，也稱得上「民主」的，那我看不到，世上還有甚麼國家是不民主的。

社長表示：「香港社會崇尚錢和官，誰官大，錢多，威力就大。」真的？我們今天沒有見到一個社會崇尚錢和官，比中國更嚴重的了。社長是視而不見，還是為誰護短？

每個社會，都有缺點。不然的話，大家早活在天堂中了。缺點，需要改，否則沒有進步。在訪問稿中，這可看不到；而新的回憶錄，又要出版了。感慨之餘，只好說：

啊，社長，你真偉大！

拭目以待的宏願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3月05日論壇版)

樹仁大學的朋友十分客氣，雖素未謀面，還是要我參與他們的通識計劃設計。盛意拳拳，也就應允了。

近日來，在車站的廣告箱上，見有教育機構賣的通識廣告，有「通識科、倫理學」甚麼的。不知該怎麼想。倫理也是個科？有沒有「處世行事科」、「做人科」的？

多年前，在本報一篇評論上，蕭滿章博士早就說了：「通識」不是一個「科」。跟着，當年論壇版的負責人，吩咐我寫這個題目，說要連載天天見報。就一口氣寫了十多篇。他也沒有食言，連續兩個星期刊登。引起了好些迴響。後來更結集成書出版。

恢復四年制需作補充

也曾和教育當局的朋友合作，辦過訓練班、工作坊等。想着：「通識科」已堂哉皇哉進入高中課程，問題已不是該有與否，而是怎樣可以成功？如果還沒有足夠時間去嘗試，就一口咬定它失敗，那也不公道。不過，自己從來沒有遮瞞，我對通識教育的看法，和政府部門的、中學的，甚至我們各大學的，都不一樣。

本來呢，那沒有關係；自由社會，各是其是可矣，不必強求同。幾年前，國內幾所大學邀請，出席演講會，也談我自己的想法，又提到親身經歷那種教育的好處。他們也有意合作，改善素質教育（他們不叫「通識」）。這個名字很奇怪：莫非大學其他學科，都「沒有素質」的？後來因為各種「技術問題」，也推動不了。

我沒有興趣討論最「熱門」的話題：通識科是怎樣考試的？怎樣打分數？題目怎樣出？諸如此類。假以時日，累積了經驗，這些都可以解決。我最關心的，是整個設計問題。可惜的是，大學要恢復四年制了，本來是個良機，利用它來開展。但除了中大，其他的看不到有「大動作」。不少教授私下有憂慮，認為省了中七，在大學不補充的話，本科生畢業時的程度，就會比以前「落後」了。要補充，就不能讓「通識」佔去了新增一年的空間。

結果就是：以不變應萬變。

辦學團體擬來辦私校

如果這真是我們大學的一般立場，那在大學推行「又博又雅」的教育理想，又泡湯了。

可幸，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，遇上全球享負盛名的辦學團體，有意來這裏創辦一所私立院校；事竟成，大家一定耳目一新。現在說是言之過早，待計劃有了眉目，社會自然會知道。我們拭目以待好了。

但望這百年樹人的宏願，能夠在這個社會開花結果。

罵人的邏輯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2月20日論壇版)

兩年多前，教育局出版了一本課外讀物，叫《性情真章》，給初中老師同學用的。我負責統籌編輯。我們選了一篇改編自魯迅故事而成的短劇。編者叫孔慶東。改編得很好；看來是孔較早期作品。

過去一陣子，「強國人與狗」的評論，弄得鬧哄哄的。如果大家記得，沒多少個月以前，孔大教授粗言辱罵《南都》，說媚外分裂國家甚麼的，可謂「早有前科」。

罵歸罵。你罵人，總得有個準繩，有個邏輯；不然與潑婦罵街何別之有？我倒想看看，那是甚麼樣的邏輯？

孔教授罵港人王八蛋，因為車廂一幕，見港人國語不標準；車廂不准進食是殖民地主子的文化；很多港人當了英國人的走狗；又不認自己是中國人。

我碰過的兩岸同胞，多了。國語不標準的佔多數。大江南北方言鄉音，長期影響，要短時間改？不大可能。車廂不進食，是禮貌，是公德心。與你是甚麼國人何干？你到紐約坐地鐵違規，給捉個正着，你可以用「文化差異」作藉口，不必受罰？

香港多數人說自己認同「香港人」？也許。但說大家認為自己「不是中國人」的，如果有，也只屬少數。不管怎樣，那跟英國走狗有何關係？說香港不少人不懂中國，不了解她的歷史、文化，等等，相信是的。海峽兩岸的人，不明白過去百多年中，香港所孕育出的一種頗為獨特的文化，不也更多？

至於說，用法治維持秩序，說明港人沒有素質和自覺。那倒奇怪了。然則社會沒有法治，就表示那裏的人有素質了？當今天下，哪個社會的百姓，既有素質又有自覺，但是沒有法治的？抑或剛相反：正因為你沒有素質與自覺，不懂得追求法治，所以社會才一團糟？又或者，世上有的社會，她的人民素質很高，又有自覺，所以不必用法律來維繫。請給我一個例子。

罵人，本不是甚麼好東西，你真要罵，也得有點功夫才行。梁實秋寫過一本《罵人的藝術》讀者可以參考。

如果我是狗，我起碼有狗的道理。強國人，你的邏輯呢？

迂迴地走路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1月30日論壇版)

在大馬發展法住文化十分成功的，要數霍韜晦。他最近發表長文，要我們重新審視自由與人權，因為，不是說自由和人權不好，而是兩者合撐起的民主政府，解決不了問題。更深層的困難，是因為始作俑者，是資本主義的興起，種下了問題的禍根。它讓人性貪婪發酵，但用自由與人權的名，使自己「合理化」。

好了，這兩柄利刃，現在是「舞過了頭」，製造了諸多災難，要靠政府來收拾敗局。社會安定，靠政府帶領。所以人需要「強勢」政府。但大家又擔心，怕失去自由，很矛盾。要解這個矛盾，我們得重新檢視自由與人權。成或敗，要看大家「有無覺醒」。言下之意，我們該增強政府權力，削減自由人權。

大馬的拿督張曉卿，發表「元旦獻詞」，呼籲中國人「追尋人權崛起」。他認為，主權是為了人權而立，而人權不是為了主權而立。（這點不敢肯定。）如果國家踐踏人權，她的主權有沒有合理基礎，當受質疑。（這點相當肯定。）

他問：當年蘇聯用國家名義，追尋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，結果是屠殺了多少自己的人民？對於以百萬計的、給送進鬼門關的老百姓來說，是人權重要還是主權重要？主權，當然是政府行使的。

他們兩位，都不是年輕人，都不會胡言亂語。一個認為人權不足，一個覺得人權過分。大家會怎樣取捨？

人權，不像代數，有具體公式可以計算的；而公式，沒有國界，不受意識形態左右。就不同法律制度下，也會有不同的內容。就理論說，它也沒有一個普世標準，全球公認的。我常說，能好好實踐民權，已很不錯了。縱使是民權吧，你也需要用自由和法治來支起它，否則任何權利都沒有保障的。

自由、法治、權利都要有，你又要有一套經濟制度來配合。假定說，社會主義可以配合的，那就用社會主義吧。老百姓不會理會你用甚麼主義，只要有自由法治權利就行。可歷史經驗，從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，人民享有那些東西。人性貪婪不見消失，官性貪婪大行其道。好，那甚麼主義也不要，就要好貓主義吧；又或者，不要主義，能解決問題就可以了。

話可以說得很動聽。可惜，人的智慧，追不上人的說話。我們見不到有自由的社會主義，也沒有不貪婪的資本主義。

也許，歷史就是這樣迂迴地走路。

文明的底線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1月09日論壇版)

數年前，龍應台用公開信的形式，寫了一篇鴻文：〈請用文明來說服我〉。轟動一時。最近，龍大姐又獲邀到北京大學演講，談的是「文明的尺度」。她從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夢，說到七八十年代萌芽的台灣夢，到民主運動陣痛開花，再度強調那是民主結果前的必經過程。（我不那麼看。）然後在總結時，說了自己的「中國夢」：她希望大國「文明崛起」。文明的準則是甚麼？怎樣去量度？她舉了例子：人對他人有沒有同情心？會不會排斥愛滋病患者？會不會歧視那較不幸的？女性受怎樣對待？等等。

如果要比較兩者，我想最低限度可以說，前者的「政治味道」較濃，後者的重心在「社會價值」。她在演辭中，好幾次提到秋海棠。我自己讀後一再思量：社會價值，因人而異，不足為奇；但那跟秋海棠有甚麼關係？上一代的人，隨國府遷台，那真是大江大海的「割裂」了；他們懷着強烈的「于右任心態」，絕對可以理解。沒有了「鄉愁」，植根寶島，還何來「中國夢」？各種社會價值，放在哪兒還不一樣？那跟南非夢，海地夢，以至其他夢，有何區別？

文明不能孕育秩序，那文明是假的。秩序不能共同遵守，那秩序也是假的。印度人自嘲，說幾千年的古國「不文明」，正因為國家的法律，可以因着宗教種性的理由，使不同的階級可以有不同的應用。直到最近，印度國會才正式提出討論，是否要廢掉賤民階級和附帶的社會標籤枷鎖。從任何角度看，那不是法治社會。

烏坎事件，暫告一段落。據說是因為村代表與當局談判後，得到滿意答覆，所以鳴金收兵，停止所有抗爭活動。討價還價的內容，外人當然不得而知。常識判斷，村長的動員能力那麼強，官府諒也不能信口胡謅。

問題是，為甚麼那麼多人，第一個反應是：他收了多少？莫不是給公安收買了？實情固然未必如此。但這反映了甚麼？

社會上的衝突，不是用法律，而是用賄賂來解決的。起碼多數人是這樣相信。行賄的手段，是金錢，不是法律。法律生成的秩序，可以不遵守，那樣的法律秩序，是假的；沒有基礎的法律秩序，自詡文明，也是假的。一天到晚自誇，說甚麼幾千年文明古國，也只是賣柑者言，經不起考驗。

看來，現代文明的底線，不是民主，也不是社會價值，或同情心，而是法治秩序。沒有了這個，甚麼也保障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