憂者與愛者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9月10日論壇版)

「位卑未敢忘憂國」。首在憂。

「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」。范文正公時代，憂君憂民就是憂國。

言憂者皆出愛，言愛者不必憂。所以「憂國」者與「愛國」者，相差可以毫釐可以千里。看看下文。

「有憂國者，有愛國者。愛國者語憂國者曰：汝曷為好言國民之所短？曰：吾惟憂之之故。憂國者語愛國者曰：汝曷為好言國民之所長？曰：吾惟愛之之故……憂國之言，使人墮頹放之志，愛國之言，使人生保守之思，此其所短也……用之不得其當，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。」這是梁任公的〈憂國與愛國〉。文章發表在庚子（１９００）前一年年底。距今百多年了，任公說錯了麼？

當年，慈禧密謀廢立光緒，維新派與保皇黨角力，外患日急，《馬關條約》剛簽了幾年。居此之際，任公能無感而發？

言短，正因知所不足，故憂之，望其反省並相互責善。言長，流於假大空，只為避免長他人志氣、滅自己威風而已。如此曰愛，是好是不好？置諸今日，在深圳河南北兩地，言憂者無頹放之志。在香港，反國教科者，不正因為憂其流弊，才挺身而出？言愛者卻盡是保守之思。固然，保守本身不必為錯，得視乎所保所守為何。今日支持國教科之保守，謂國民必當愛國家，必當孕育自豪感，等等。「必當」？難怪此輩不必憂國矣。

站在任公立場，不會以「愛國」者所出為「善言」；雖善言，「亦足以誤天下」。所以他在「天下」兩字後寫道：「為報館主筆者，於此中消息，不可不留意焉。」

那時沒有電台、電視；報章，就是媒體。在媒體發表意見，得謹慎（留意焉）。可今天的媒體，不以憂者所憂為報道，而稱反對者「受人唆擺」，是「紅衞兵行為」，實在諷刺。反對者所憂，在抗拒假大空，正懼子弟有一天像紅小兵！可這叫「不懂愛國」。

回頭看，百多年了。我們進步了多少？官方資助出版的材料，提到自己怎樣善，人家怎樣惡，是「愛者」言。不當自誇，應取彼之長、補己之短，是「憂者」語。

你是任公，你會是「憂國者」還是「愛國者」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