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世的政治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12月28日論壇版)

上篇原名是〈政治的盛世〉，和這篇是一組的。最初的想法，是把「政治的盛世與盛世的政治」一起談。

是不是一個銀元的兩面？兩者不是二而一的嗎？不是。一般的說法是：有「好政治」就帶來「盛世」，有「盛世」，當然也就有「好政治」了。

我看不是這樣的。

上回我提過，政治上了軌道，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，配上經貿發展，百姓起碼不愁溫飽，有了不虞匱乏的自由，才能出現較像樣的社會。至於是不是「盛世」，還得看情況。

次序倒過來，不見得有同等效果。

好政治或帶出盛世

設想一個社會，人民生活看來還可以，經貿開始有了起色，在國際舞台上也嶄露頭角，社會建設也有些規模，文盲率很低，等等，但政治停滯、保守，獨裁。八十年代以前的南韓、台灣、智利等都是。

可見好政治有機會帶出某種盛世，「盛世」卻不一定產生好政治氣候。

好比手段和目的。好的政治──配合起經濟發展，是個手段，目的是要引出一個盛世。反過來看，我有了「盛世」，目的達到了──很多人不都這樣說嗎？還要那手段來作甚？

你看看上海南京路上的金碧輝煌，你看看北京的高樓處處，重慶的遍地茶寮，奧運的場館燦爛，不是舉世矚目嗎？那不是盛世是甚麼？

盛世，是官民合作開創的，所以和諧很重要。民要便利官辦事，為了和諧，送送紅封包，有甚麼大不了？幹嗎大驚小怪的？

盛世，是我偉大正確的黨領導的，局面來得不容易，你們這些撈什子的，怎麼不識好歹，和領導為難了？寫東西諸多批評，帶動不和諧。只禁了你的書，還網開一面，讓你在香港出版，夠客氣了罷？

盛世，使你們有機會乘搭飛機出國旅行，怎麼還不心滿意足？把出了門的壞分子摒在國門以外，不很應該嗎？怎麼說咱不明司法了？要和諧安定，才能賺錢，才可以繼續盛世。你賺了錢，大碗酒大塊肉的，做了好漢，又來發牢騷！當然不行。

盛世，給你衣食住行。你滿足了，要如此這般「盛」下去，就沒有了言論出版自由，沒有了公義，沒有了廉恥，也沒有了個人尊嚴。

盛世，不見得有好政治。

開明政治出盛世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12月14日論壇版)

讀過中學的人，都應該聽過「貞觀之治」。歷史書上的李世民，真箇英明神武；人人都說，他的初唐盛世，傳頌千古，因為他治國有方。有了政治清明的局面，所以開出了後人稱羡的太平盛世。

據說，那時的長安城，是夜不閉戶的。社會風氣開放，用今天的角度看，是「過份」了。女人的衣着，比今天「暴露」多了。韓昌黎女兒三嫁，鄉黨鄰里並不忤視；而昌黎，還是「文起八代之衰」的「載道大師」呢！

廣開言路虛懷納諫

政治開明，帶來了不保守的盛世。

固然，我們不能說，那是太宗個人的功勞。他手下的輔臣，像房玄齡、杜如誨等，都是一時之選。他起用魏徵為相，而魏徵竟然像個諫議大夫似的，不停告訴皇帝這不可以那不可以。他寫了篇〈諫太宗十思疏〉，明明是教皇帝怎樣做人處事的文字，比起〈出師表〉更直接了當。

後世怎麼說？皇帝「廣開言路，虛懷納諫，知人善任，從善如流。」有言論自由、有寬容大度，才有貞觀之治，才產生了一代的盛世。那是中國政治的盛世。

太遙遠了，大家會說。後代歷朝，何曾有過政治的盛世？

開創了上軌道的政治秩序，使較像樣的社會生活能夠誕生，就近幾百年來說，是歐西文明的福份，與我們無緣。

使政治秩序上軌道

新教改革運動帶來的戰禍，迫着歐洲人反省寬容問題，特別是個人信仰上的。英國內戰期間，國會軍隊中的大辯論，使政治平等抬頭。那真是「敢把皇帝拉下馬」了──他們把皇帝送上了斷頭台。同時期的名詩人米爾頓，公開發表了他反對書刊審查的小書，到了今天，仍然是出版自由的經典作。稍後的霍布斯，在絕對王權論高唱的時候，第一個寫出了「契約論」的哲學。大家知道的洛克契約論說，是後來的事了。更早一點的，是庫克（ E. Cooke）當上了大法官，把王權從司法中抽了出來，才有後來說的司法獨立。稍後一點的，是孟德斯鳩的大作，清楚列出分權學說。

有了那樣的基石，才把西方的政治序局，大體上奠定下來。再配合上經貿發展，才有人民免於恐懼和免於匱乏的生活。也許不是「盛世」，但總比較接近。

不同的時空。不同的背景。相同的，是上軌道的政治，才衍生出盛世。

盛世危言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11月30日論壇版)

你或許聽過曾對洪秀全萌生影響的書《勸世良言》。

那樣的「良言」，我不會寫。當然也不是甚麼「警世通言」。為甚麼叫盛世危言？不是危言聳聽的危，而是居安思危的危。

叫盛世，因為人人都說這是個盛世。起碼，高唱「中國興起了」的朋友，就認為今天的中國，已進入了「盛世」期。不是說要繁榮安定嗎？不只是官腔；民間也那麼說了，說現在平安了，欣欣向榮了，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了，大家從此可以過安樂的日子了。

「居安思危」？古人是多慮了。他們說。《論語》是這樣記載的：君子食毋求飽、居毋求安、敏於事而慎於言、就有道而正焉。要求讀書的人（君子）觀察事物要敏銳， 但講話要有分寸，發言要謹慎合度，也合理。可今天的盛世，大家看到的景象是怎樣的？求飽足求安逸也還罷了。我們的作家（也算是讀書人吧？）真「敏於事」 了：他們都知道，哪些題材是敏感的，就順着繞過去；真箇循規蹈矩、謹言慎行了。也許今天的道和古人的道，全不同的：有道而正，叫沒出息。

李歐梵寫了一篇書評，談陳冠中的《盛世》，說書中充滿反諷意味。他引書中女主角的話說：豐衣足食令得中國知識分子忘記原來的批判職責，全被政府聰明地收買了。可見盛世帶來安逸，安逸引起麻木，麻木使人集體失憶，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。所以書中的人問：怎麼不久前才發生的，大家都不記得了？都不提了？盛世的安逸，不只是老百姓麻木了，就是讀書人也學乖了。好像說，黨八股放軟了口吻，讀書人也沒有了腰骨。這還不危？

才幾個星期前，許知遠的一篇〈審查的藝術〉，精采極了。「盛世」帶來富強形象。社會富裕了，生活條件改善了，你還吵甚麼？許君的形容生動：中央吞併私營，青年人拚命要考官，國家主義湧進公共空間，歌星影人爭着做「歌德派」表演，藝術家和知識分子，卻爭着為文化控制來辯護。拿剪刀和拿筆的，再不是對着幹，而是互相擁抱。

為甚麼會那樣？因為監獄蓋上了天鵝絨的表層，大家不覺得在坐牢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臉不紅、心不跳的說謊，一起其樂融融的表演。許君說。

把你關在監獄裏，你恨它、詛咒它的冷酷。每個牢房鋪上軟綿綿的紅絨，送上美酒佳餚，人忘記了那是一所監獄。讀書人，也不例外。

盲人的心眼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11月16日論壇版)

２０１０的世界博覽會，明年在上海開幕。世博會的預備會議，在北京召開。大會請來的演講嘉賓，是溫家寶。

演辭，我只聽了前半。即時的感覺是：演講是面向世界的，不是向內部發表的。沒有意識形態的字眼，也沒有黨八股。有的，反而是盛讚博覽會展出的，是人類文明的結晶；說電視電腦飛機，是人類為了改善生活的偉大發明。（才不久以前，我們還不是聽到說，輪船飛機都不是好東西，都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用來征服世界的工具嗎？）

最有意思的，是他在演講中，提到了美國著名失明女作家海倫．凱勒（Helen Keller，１８８０至１９６８），特別是她一篇文章（Three Days to See）。她自問：如果我能看見──那怕只有三天時間，我會看些甚麼？第二天，她會跑博物館，看盡人憑着雙手所製造出來的所有藝術品。他就乘着機會，說世博會就是個大的博物館，裏面擺設了人類進步的展品，是人「從封閉走向開放」的表徵。

溫家寶是不是利用這個機會，表示抱擁文明開放，放棄封閉？我不知道，也沒興趣去猜。倒想說說一個巧合的故事。

大約半年前吧。教育局出版了《性情真章》，本來是給初中老師作參考，可酌量分期施教的材料。目的在提高同學的「人文素養」。我們從選材到定稿，花了兩年多。那不說了。《真章》裏面的（人文篇），就收錄了凱勒這篇文章。

倒不因為她是個盲的，而是她用的「心眼」，比我們一般人的肉眼，亮澄得多。她教我們甚麼東西值得看、怎樣看。第一天她要看的，是那些使她活得有價值的人：他們的善良和支持的心；也就是說，他們的靈魂。看博物館，是因為她要通過人類藝術的精華，去探索人內心的世界──他們的靈魂，這位盲作家看不見，但她看見的，比我們深。我們還自詡是開着眼睛的。

總理先生有沒有把文章好好讀過，不得而知。也許，他事太忙，無暇操刀，講辭是幕僚代筆的。也許，他如果真的讀過，就會明白到，一個國家，一個民族，要「從封閉走向開放」，先要開的，是心眼。

中印的故事（和事故）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11月02日論壇版)

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，疆亂未平。左宗棠的湘淮軍，駐在甘肅蘭州，左將軍正為籌措西征的軍餉頭痛。

俄國人乘中國力薄，早派人佔了伊犁。為防俄人勢力南進，英駐印度總督也不甘後人，派人暗通疆亂領袖阿古柏。阿古柏兵敗，左宗棠收復新疆，那是後話。

沒多久，英國駐印部隊入藏，與拉薩當局私下簽署「英藏條約」。清政府不同意，卻沒有足夠邊防能力改變現狀。民國成立，開中英藏三邊會議，還是沒有結果。當時英方代表是麥馬洪。他在中印邊界上畫上雙方國界；中國沒有承認，也沒有挑戰他。拖了下來，成了一九一四年的「麥馬洪線」。因為未得雙方協議，就成了中印未定界。國府跟英國數度談判，未有結果。抗戰軍興，中英成了盟國，問題又擱了起來。

中共建政以後，也沒有承認麥馬洪線。初時邊陲防務，不見得特別認真。五九年西藏亂起，達賴和他的隨從出亡印度，才漸補漏洞。六二年中印衝突，雙方軍隊在那渺無人煙的懸崖峭壁上作戰。中勝印敗。中國釋放了被俘的印度師，也畫定了一條叫「實際控制防線」，各自安守到了今天。

印巴邊境衝突，世人屢有所聞。他們比較複雜，因為除了政治，更牽涉上宗教與種族。中印沒有那些問題。大量「反中」的藏人居印，固然是個「結」；印度當局也頗謹慎，不容許他們有「過火」的活動。但中印邊界，在中國來說，是邊防問題，除非你假設，中國對印度，有領土野心。

前不久，六月二十一日，兩架中國軍用直升機，在邊境一個叫 Demchok的小鎮上，投下兩個食物罐頭後離去。印度邊防軍立刻派出直升機到現場。沒有事故。印度媒體大事宣揚，揚言中國巨龍來了。其實這類互探實力和反應速度的捉迷藏，常有發生。（據印度軍方報告，○八年一年，中國在邊界上的小活動，有兩百七十次之多。）事發後，印度增兵邊區。《人民日報》評印方舉動，說中國不會在邊界事上妥協。

印度一份軍方雜誌更憂慮，認為中國為轉移國內視線，會在二○一二年揮軍侵印云云。
我不敢說印度人杞人憂天，但他們不明白中國歷史。自古以來，我國邊患在北方。到了今天，還是一樣。如果不是英藏問題，中國與印度，真可以「老死不相往來」呢！

天方夜譚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10月19日論壇版)

好幾年前，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朋友找我，說中國有七家出版社，都希望取得李奧．史特勞斯全部作品的中譯版權。他們曾就教我的老師 J． Cropsey先生，也就是史公的遺著保管人。老師說我是史派（當年）的唯一中國門生，要他們跟我聯絡。後來我坦白回覆，出版社的名氣地位可以參考，繙譯的本領就無法先行量度。

近年來，史公作品，在國內頗受注目。內中情由我也不得而知。聽說甘陽、劉小楓等兄台多有文章介紹。自己也不曾拜讀。

說「當年」，是因為林榮鈞剛從波士頓大學拿了博士學位回來；他業師是史派第三代弟子，那榮鈞是第四代傳人了。論資排輩，他是後輩呢。二十年前，他在聖神修院當修士。我們交上朋友，當然互不知背景。（有史派門生見報，務請聯絡則個。）

史公也是個傳奇人物。自己是猶太人。在德國長大。避納粹禍，逃到紐約。再到芝加哥。當了名教授，卻沒有自立門派。就我所知，他的一眾弟子也沒有這樣做。所謂史特勞斯學派（ Straussian School），是外人「贈」的。老先生特別，是因為他的治學方法與角度，與他所處時代的潮流不合，又堅持不跟風。在古今相比上，他重古輕今；就是古吧，他也是重希臘輕羅馬。倒不是宗教立場，而是哲學取向。幾個學派中人，在華府當上高官，真是何足道哉。外界捕風捉影，添油添醋，說甚麼史派左右布殊政府政策，教人啼笑皆非。

老先生退休後，位在安納波利斯（ Annapolis）的聖約翰大學（ St. John's College），恭請他前往當榮譽教授。也曾掀起了一陣希臘哲學熱。這所大學鮮為外界所知，卻精采極了。她小規模─今年入學就讀大一的，只一三七人。比去年少了二十個。（這是今年全美私立大學的普遍現象。）這麼多年來，不放棄創校宗旨：通才訓練。不設主修學位，不培養專業訓練。秉承了舊日的「芝加哥傳統」：人人讀名著──荷馬的、歐幾里德的、喬塞的。四年求學，是文學、藝術、哲學、科學、數學；沒有工科，也沒有商科。

報紙訪問一位作父親的，他說：「我要兒子認識自己，知道將來追求甚麼。學費不錯很貴，但物有所值。我不作他想。」那是爸爸九月送兒子上宿舍，在房門口的一段話。

那樣的學者。那樣的學府。對我們來說，是不是有點天方夜譚？

請告訴我──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10月05日論壇版)

秦滅六國，淹有天下。大皇帝為防六國後裔的「異動」，規定出巡時，儀仗所經，百姓得匍匐在地，「不得仰視」。為防刺客，天子座駕，「必設三乘」，一模一樣的。

那還不只。下令繳收民間「兵器」，刀槍弓矛，全得交出。違者究辦。足見秦帝內心有恐懼感。

據報道，為了慶祝六十大壽，北京當局也曾出榜，要人民「小心刀器」，以免「生意外」。一時之間，各商店與超級市場，甚至是 Wal-Mart的售貨架上，所有的菜刀切肉刀水果刀小刀，宣告全線失蹤。那是利民還是擾民，大家可以去判斷。記着，那是為了慶祝，不是防異動。

過往，台北辦雙十國慶閱兵，都隆重其事的。閱兵台上，坐滿了外籍人士。有邦交的，都邀請了。待以上賓之禮。外人不多，只因邦交零落，並非慢待客人。

孔子的時代，也許沒有閱兵典禮。孔子感嘆的，不是魯國「失」了禮，而是她失了三代的大同社會。按《禮記．禮運大同篇》記載，大同社會，是個很美麗的共產主義世界。其他的先不說了，就說那段描述的最後兩句：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不是房子內的扇門，是向外的門戶。

外人和外戶，有甚麼好說的？

據報道，閱兵的車隊和遊行的隊伍，很長。為要整個儀式「順利進行，沒有意外發生」，當局早有發佈，要求隊伍所過之處，凡有外籍人士居停的，特別是有陽台的樓房，大家不得站出陽台，更要把窗戶閉上。

如果說，那是為了保密，不讓外人看到最新武器戰機甚麼的，那又不像。最機密的，你不會拿出來示眾。能大搖大擺地當眾遊行的，怎麼會見不到？莫不是要擔心外人從陽台上扔下蕉皮不行？

還有。遊行的幾個小時，機場關閉。那是要飛機直升機風箏等，都不可出現。也就是「空中戒嚴」。萬一有一群不識好歹的雀鳥，飛到檢閱台上撒野，那才是殺風景呢！

據說，教導孩子的時候，要告訴他們，慶祝國慶，是人人開懷的，舉國歡騰。怎麼都變成門禁森嚴，如臨大敵似的？如果這不是諷刺，請告訴我：甚麼才是？

勇氣與維權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9月21日論壇版)

兩周前提到的勇敢女人，名胡辛（Lubna Hussein）。原來她在七月間，到一家飯店，和另外十二個女人會面。只因為穿了長褲，給警察抓了，控以「不規矩衣飾」罪名。在蘇丹，女人在公開場合不穿長袍，就可以算衣着「不規矩」的。

根據蘇丹刑律第一五二條，那樣的刑罰，最高可以是鞭笞四十。

同時給抓進警署的其他人，有些還不是回教徒。都認了。每個人受了十笞。

胡辛不認罪，也不要用她聯合國僱員身份免刑責。她告將法院，認為法律條文違反人權。國際特赦協會早就大聲疾呼，要求蘇丹政府廢掉條文。

法院開庭日，不許媒體代表列席。但事件畢竟引起了世人注目，各地聲援她的浪潮──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都有，彼伏此起。宣判內情外人不得而知，但結果是免除了她的笞刑，代以罰金。她不接受，拒交罰款，寧可身下牢獄，以示抗議。

還有，應訊當日，她沒有換上黑長袍，仍舊穿上長褲，昂首闊步。離庭的時候，手上拿着抗議大紙條，上書「為你的權利站起來！」

這個蘇丹女人，是個新聞從業員。在聯合國旗下機構工作。如果說，她不了解自己的「國情」，不知道那樣會受罰，那不可能。問題是：法律的條文，與一些最基本的人權保障起了衝突，而你自己的認知是：條文不合理，那你怎麼辦？又或者，兩者沒有明顯衝突，但執法機關不力，引致人蒙受不合理的損失，又該如何？

胡辛面對的，是前者。她的選擇，是挺身而出來抗爭。中國的維權律師所面對的，是前後兩者都有。他們的選擇，是循法律途徑申訴。胡辛的抗爭，勝算不高。在北非回教國家，那樣的聲音，很微薄。要改變傳統，十分艱辛。這些，她一定計算過的。那樣義無反顧，有沒有背後的原因，我們不知道。在世人眼中，她的勇氣值得尊敬。

同樣的，中國的維權律師，不可能不知道他們面對的司法程序，本質上不合理。要改，得循立法。那，不是他們做得到的。但去維權，就使法院不能不面對社會，面對世界，面對文明。他們的勝算，同樣很低。邁出了這一步，他們也沒有退縮。

他們的勇氣，值得尊敬。

同情心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9月07日論壇版)

每一年，大家都會看到不少「勸善」的廣告，主要是募捐的；都在呼籲社會拿出同情心，向「有需要人士」施以援手。我們見到的，不是流離失所的水災災民，就是地震後的災場難民，又或者是蒼蠅撲面、嗷嗷待哺的飢民。通過聲音和畫面來牽動人，看來確是有效。沒有大幅彩色圖畫和慘象，就不容易引動起人的官能反應，包括同情心。

也讓我跟大家說兩則故事。

一個名為巴哈里（ Maziar Bahari）的加拿大記者，是伊朗裔人。他自己拍電影，寫劇本，給《新聞週刊》當採訪員，卻因為他的報道，給伊朗政府下了牢。如果不是同業發出信號，他也許從此湮沒無聞。

世界各地新聞從業組織、記者協會等機構，響應加拿大筆會的號召，努力發放營救訊息，要求伊朗當局放人。大家一定會說：又是德法英美加的玩意兒了！固然，在全球簽名的名單上，歐美人士少不了。不過，讓我告訴你一些其他地區的名字：阿爾及利亞、也門、海地、津巴布韋、埃及、智利、摩洛哥、印尼、尼加拉瓜、斯里蘭卡、巴勒斯坦、以色列……

在中國名義下署名的，有幾個。在台灣、新加坡名義下的──這有點像《聖經》故事中，羅得在所多瑪城和娥麼拉城找義人一樣：連一個也沒有。在香港名義下的，只有一個陳婉瑩。（不敢肯定，因為名單上用的，全是羅馬字母拼音。但我相信是她。）

待援的人，其實很多，其中往往沒有圖畫與聲音來引動我們的。這反映了甚麼？

一個在蘇丹的女人，穿了長褲出席某場合。給拿進官裏，等着捱笞刑。理由據說是因為她沒有穿長袍，違反了回教法規定婦女的穿着。本來呢，她身為聯合國僱員，可引用身份特殊條款，免去刑責的。可她不要，寧可訴諸法院，圖個說法。在蘇丹，就像很多地方一樣，政教不分。她有多大機會免刑，大家不妨算算。

我們的婦解朋友呢？那些常說要為女性爭取合理權益的團體呢？哪裏去了？那些高喊姊姊妹妹站起來的先驅呢？怎麼不吭一聲？人人在高舉人權。蘇丹女人的人權呢？是不是沒有了哭聲、沒有了楚楚可憐的視像，我們的同情心隨之也沒有了？

抑或說，那是另一類的「眼不見為乾淨」？

不知所措的理髮師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8月24日論壇版)

無意中看到軼事一則，很久以前了。想到了人情、國情、世情。

先說看到的故事：「有一次，理髮師正在給蔣總統刮鬍鬚時，總統突然咳嗽了一聲，刀子立即把臉刮破了。理髮師十分緊張，不知所措。但令他驚訝的是，老總統並沒有責怪他，反而和顏悅色和他說話。這雖然是一件小事，卻使我們看到了蔣總統身上的美德──寬容。」

老 先生畢生戎馬，難得寬容。也從來沒有聽到他身旁的人說他很寬容的，晚年的容顏是較祥和；據說他對孫兒輩倒挺寬容。故事真假不必細考，光看行文，可見一斑。 突然咳嗽，身一動，刀子刮破了臉，是意外。為甚麼要「緊張」到「不知所措」？如果說不責怪理髮師，那只是合情理而已，沒有必要「驚訝」吧？可見理髮師心懷 恐懼。那反映的，就不是慣常寬容的人了。

偉大舵手對與他共生死的同志，對自己的下屬，那種不寬容，更不必多說。

十七世紀的歐洲，君權神授 說大行其道。英國國會通過法例，實行書刊審查。米爾頓（ J. Milton，《失樂園》的作者）站在寬容立場，堅持發表自由，自費印了本小冊子，認為「異端邪說」也不應壓制。跟着霍布斯（ T. Hobbes）出版了他的經典作品《利維坦》，表面是主張君主制，骨子裏是要君主保障守法的臣民有自由，好追求「富足的生活」。那樣的追求，君主不得干 預。

不旋踵，洛克（ J. Locke）的《寬容信札》出場。從宗教而政治，認為人可擁有不同形式的「信仰」，沒有人可以強他人的「信仰」和自己的一樣，不管是宗教的還是政治的。掌權的──不論多數還是少數，對「異端」都要寬容。固然是站在新教立場說話。

站在舊教立場上發言的，是啟蒙運動前期的伏爾泰（ Voltaire）。他著的《論寬容》傳誦一時，認為寬容不只屬於政治和宗教，更應伸展到其他領域。

今天，在海峽兩岸比較流通的，是荷蘭裔房龍著的《寬容》。清末到今天，多少年了？你見到中國人著書立說，倡議寬容嗎？寬容都沒有，奢談甚麼自由民主？

難怪理髮師那麼不知所措了。

高信疆的一夕話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8月10日論壇版)

李歐梵兄要趕赴台北，參加高信疆的喪禮。

是三十多年前上下吧。那個時候，高信疆是《中國時報》副刊總編輯。他主編的〈人間〉副刊，文章精釆。他鼓勵創作，辦了個「高上秦時報文學獎」，十分有名。選刊的評論，有時「過了界線」──當時台北的言論尺度；只要言之有物，他仍採用。好幾次，是余紀忠親自頂住的──他後來告我說。

「中時副刊」，成了個開放園地的品牌。

二十多年前，有一次，在芝加哥歐梵的寓所中，與信疆促膝長談。一起喝葡萄酒，直把寓中的全喝光了，已經兩點多；附近賣酒的小店，門都關掉。只好作罷。他好像也抽煙的。今天給忘了。

沒有談文學，卻聊起政治來。那時還喊着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，因為台灣是「建設三民主義的模範省」。他問我意見。我說那樣的口號，別說對大陸百姓缺乏魅力，就連香港人也不會吸引。國民黨員信奉三民主義，那是他們自己的選擇；其他人，為甚麼要聽你的？他很同意，認為蔣經國應找個能打動人心的「創意口號」。跟着說到蔣經國的「追求均富社會」。然後發覺，我們都是古典的自由主義者，都覺得用政治力量去追求均富，只會做成均貧。有點像「空想社會主義」了。他說當追求均等機會，但擔心那是知易行難。

喝了酒，臉紅紅的。談二十世紀上半期的英國文豪奧威爾（ G. Orwell）。我提到卡力克（ B. Crick）：他是奧威爾的傳記作者。卡曾問奧：你是費邊社（ Fabian Society）的人，信奉社會主義。如果今天你只能在自由和平等中間選一，你怎樣選？奧毫不猶豫地回答：自由。

信疆兄說他很佩服。問所以。他說：你選了自由，社會有不平等，你還可以用你的自由去爭取、去改善；你選平等，卻必須用上強制力。用政治力量迫着人人平等，失去了自由；有甚麼岔子，你沒法回頭。我問：你讀了佛利民（費烈德曼）？怎麼思路如出一轍？他說沒有，但認為自由一定要高於平等。

二十多年過去，我沒有機會與信疆兄重聚。

那一夕話，今天回顧，價值仍在。

法制轉化的博弈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7月27日論壇版)

二ＯＯ九年的香港書展，在「名作家講座系列」中，請了林毓生作講者。毓生是我的學長；較早前在芝加哥讀書的同學，多半認得他。我們屬於不同的系，卻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，同有一份執着。他在社會思想系畢業後，幾十年來，進該系的中國學生，有；讀書到畢業的，很少。

（一般中文媒體，都按人家的英文名稱硬譯，把它叫作「社會思想委員會」。人人不明所以，以訛傳訛，就跟着叫委員會。其實不好。不過這不是我要討論的，暫且不說。）

在一次訪問上，毓生兄提出了「建設法治、公民道德、公民社會」三點，認為是中國走上憲政民主的基石。「公民社會」是組織。「道德」是內涵。「法治」是制度。他好像說那是「三位一體」的東西，不能分割的。缺一不可。

憲政民主，是個很好的概念。純粹用民主而不配合其他，很危險。要求憲政，即是說現在走的路不是憲政，必須回到憲法基礎上才行。早前說過，「回歸憲法」不可行：今天的憲法，不能給你所期望的「憲政」。不然的話，也不必弄甚麼「零八憲章」了吧？這得好好思考。

感興趣的，是他提出「建議法治」這東西。意思很簡單：總工程師開創了經濟特區、特別行政區。體制內有魄力的人，可以更進一步，成立法律特區，做個實驗，一步一步廢止不人道的法規，推行符合法治精神的治理方法，設立基本人權，培育程序保障。到時機成熟，推向全國。

我看更簡單：這樣的特區，已經有了。普通法在香港的多年的實驗，可說成功。香港人（我不能代表所有香港人說話，但相信多數人會有這個共識。）大體上認為，我們是個法治社會。我們的司法獨立；我們的法官沒有黨派性質，也不跟着行政指令起舞。合理的程序保障，我們有；不人道的法規，我們盡力去除。人權保障也許不很完美，但起碼，我們負責治安的部門，不隨意粗暴，或者是憑個人喜好濫用權力。我們的整體法律制度，有缺點；放在現代文明的標尺下嗎？可絕對及格。兩岸三地的法律實驗，平心靜氣說，香港得分最高。這倒不是「賣花讚花香」的玩意呢。

這樣的司法系統，說是「成熟」的不為過。但要求體制內的官員有那麼大的作為，把它推向全國，怎麼辦？光是設立一個像廉政公署那樣的機構，都阻力重重，所以遲遲未能起步，何況整個司法制度？

毓生兄說，讀書人要謀求政治轉化，得與權力博弈。但願他的博弈成功。

風範猶存的陳樂民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7月13日論壇版)

二ＯＯ五年夏天，巴黎大學歷史學教授史傅德（F.E. Schrader）（德國人），來到北京，與他的丈人陳樂民先生對談。題目是「啟蒙精神．市民社會」。後來談話錄音整理成書。陳先生那時身體不好，仍奮筆疾書，完成了他的「啟蒙札記」二十六篇。天假以年，他一定會寫下去。

談的寫的，都是「啟蒙」，可見陳先生對啟蒙的愛慕和堅執。他要承先的，是歐洲理性時代的啟蒙精神，主要在十八世紀；但他談的人物，上下多推一百年。他要啟後的，是怎樣使啟蒙精神在中國開花。習西學，卻用毛筆小楷寫作。這就是中國社科院歐洲所前所長陳樂民。

很可惜，陳先生在Ｏ八年底謝世。去世前的一段日子──從八月中到十一月杪，他用日記體寫下了某種「心聲」，自己先定下了名號，叫「給沒有收信人的信」。信，是寫給人看的；不用收信人，我猜是他不要給人惹麻煩吧了。

讀他的信，也像給我們上一門啟蒙課。他臨終前，希望我們聽到甚麼？

第一篇就說，這些信，都用繁體字書寫，說是「為了自娛」。日期是八．十四。差不多一個月後，自稱「對民眾的啟蒙，念茲在茲。」（九．十一）跟着看到「奶粉事件」，教他想起國民性問題，說那「確實是幾千年積淀下來的歷史問題。『啟』這部分龐大人羣之『蒙』，是一件看不到頭的『工程』。」覺得「無可奈何」。（九．三十）他批評提出「文化自覺」而排外的人：「因為『文化自覺』既談『自覺』於我們的古老文化中的『美』，更應談『自覺』到我們傳統文化中的『醜』。而那些久久遺害於社會和人心的『醜』，正需要借助於外來文化中的『美』來加以滌蕩、淘洗。」（十．十八）

最有意思的是，在最後（十一．廿一）一封信中，他繪下了自己的一生，說有四次大轉變。二十歲以前，當封建舊禮教的孝子賢孫。四九年，一夜之間，變了中國共產黨的信徒，卻發現沒有了自我。八十年代的第三階段，找回了自我，既否定孝子賢孫文化，也「決絕地揚棄了對……的正確性迷信。」（出版社「避諱」，用上破折號。原來是甚麼，大家不妨猜猜。）跟着說：「我越來越成為『西化』論者；認為，救中國非向西方學習不可，渴望中國的前途是民主和自由的土地。」最後階段是要把西方文明看作歷史哲學。而領港人，是康德。

陳先生是歐洲思想史專家，研究了多位大師級人物。心儀康德，厭倦盧梭，自認與伏爾泰一樣：「不可能認同任何以高尚的名義實行踐踏自由的暴政。」

哲人已萎，風範猶存。

他們接受不了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6月29日論壇版)

六四慘劇，二十年了。全世界，就只有香江一地，有這樣規模的悼念活動。看到那場面──用個不倫的打油比喻，就是中秋未到，已經有人快活有人愁了。

前不久，戴晴提出「南非模式」的和解論，固然是針對着這爿事的；王丹的駁論，早有報道，不必重複。值得思考一下的，是香港提出的五點，像五條小口號。就叫作「小五條」吧。

前面兩條比較簡單，只說「釋放民運人士，平反八九民運」。運動的定性能夠推翻，釋放困了多年的人就不是問題。如果歷史是引鑑，那麼以前大大小小的假案寃案，最後都得平反。當然是時間問題。長線來說，這給當局開出的難題，不見得無可克服。

後面兩條也不那麼複雜。中國人玩數字遊戲，實在到家。看看孫隆基的例子，你就明白。你說「結束一黨專政，建設民主中國」；我可以說：你落伍了。我們社會主義者，從革命開始，就用建設民主中國作目標。過程不一定十分順利，黨的事業有反覆，不足為奇。民主中國，是有中國特色的，不需仰洋人鼻息，對嗎？你現在才喊這個口號，比我們晚了幾十年啦！一黨專政？你到政協看看，有多少個政黨在那兒！我們是和衷共濟、共存共榮嘛！大家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，國家才有今天呢！那可不是專政。我不是打誑，甚麼專政、民主等，他真的可以跟你談。要談多久，是另一個問題。嚴格來說，他有足夠的本錢，就不怕談。誰也不擔保，一定談得攏。

這四條不是「窮巷」。中間一條卻是頭痛了。「追究屠城責任」。過去的平反，沒有能追究甚麼責任的。偉大舵手親自領導的文革，受害人給平反後，也沒有追究到他老人家頭上。六四調動軍隊向老百姓開槍，沒有太上皇批准，不可能。祖父不在了，舅公叔公各爺爺還在；爺爺不在了，他們的子姪還在。希特勒死了，納粹高層文武百官，還得受審定罪。要追究屠城責任，那牽連可廣了。假定真相大白，在生的有關人等全給找出來，責任怎樣負？

戴晴早看到這點，所以用南非模式，使受牽連的不怕站出來。但不光是王丹，這種方案老百姓很難接受。且莫說開槍殺人，貪污引致房舍倒塌的，也要給大家「還個公道」吧？身為統治者，指揮軍隊殺百姓，這個公道怎樣還？

也許練乙錚說得對，改革派和保守派，在利益上許多的瓜瓜藤藤糾纏不清。你要追究，也就是要懲兇。

這一條他們接受不了。

愛國與運動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6月09日論壇版)

幾個星期前，談到「五四失憶症」，提到啟蒙的失敗，也提到新文化運動，其實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後遺症。設想如果不是救亡的迫切，啟蒙不致腰斬，也許能繼續發展也說不定。這當然可以討論，且不說它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國內的讀者同意的多，香港的朋友剛相反，都認為那是一場自發的「愛國運動」，說我不當語帶貶義。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發生的示威，固然是學生領頭的愛國運動；但「五四運動」不光指遊行，還有當時一些讀書人，為了追求某種目標，發起了與傳統「割裂」的運動。反對他們的，都給譏評作「遺老遺少」，「舊勢力的擁護者」。不管有理無理，反對的聲音，都給「歷史的潮流」淹沒了。歷史，對他們不太公平。

激進的反傳統主義（林毓生語），帶來了消化不良的後果。沒有好好消化就急着把西學介紹進來，結果當然是活剝生吞，一知半解。如果你不懂外語，你知道甚麼是「德謨克拉西」？或者，德先生的名字，因為教科書而得普遍流傳。那麼，甚麼叫「費厄潑勒」？我們不說「公平交易」，或「公平對待」，而用上音譯 fair play，這還只是一個例子。到了今天，劣拙的譯名，隨處可見。

胡適之大力推動新文學運動。兒時念書，他的〈文學改良芻議〉成了我們的範文。他鼓吹的「文學需從八事入手」，是擲地有聲了；可聲，並不悅耳。

隨便舉例。「不作無病呻吟」。古往今來，有多少作品都那麼韓退之式的，篇篇載道？文學，要有豐富的想像力；無病而能呻吟，也得靠想像力。難怪後來提倡「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文學」的人，都說胡適是「先行者」了。今天，我們的年輕學子，不懂寫文章，語言乏味，文字不通，不是不懂呻吟，而是沒有了想像力。文學，該有框框嗎？

「不用典。不講對偶」。也許我們不必都學「四六文」、「駢文」（其實懂一點也無妨的），但對偶，已經是民俗的「慣性」了。如果要大家不用典，許許多多古人的精采文句、故事、比喻等，都不會用心去學。你看適之先生本人的文章，就用典。在我看，我們的國文老師當多教典才是。

「不講求文法」。那得看你說的「文法」是甚麼。不跟傳統卻跟歐洲人走──準確地說是跟英文走，引來了難看難讀的「歐化語句」，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五四弊病了。到了今天，我們的教授、同學、媒體、翻譯界諸君，文字表達都那麼不堪，骨子裏是因為不知道怎樣去講求「文法」。

愛國運動，很好；不是所有運動都那麼好的。

我又錯了！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5月21日論壇版)

如果你家中有一位老人家，今年九十高齡，家中準會大事慶祝。如果家庭成員眾多，猜想大家會興高采烈，圍在長者座前，聽前輩述說當年往事──縱使往事你可能聽過很多遍。當然，這是猜想。

《性情真章》終於面世。這是教育當局發行，給初中學生作參考的補充讀物。我們編的時候，花了不少時間，費了好多工夫，成績算是差強人意吧。當初討論時，大家覺得，總該選些和五四有關的材料才像樣。最後收錄的兩篇，一是蔡孑民的〈自由與放縱〉，一是周樹人的〈紀念劉和珍君〉。蔡校長談的，是今天我們還在爭論的問題。周老大的文章，是一篇悼詞。劉和珍是他的學生，在遊行向段政府抗議的時候，給士兵開槍打死。老百姓付出了鮮血，德先生和賽先生在那裏？

（假如你不知道蔡校長和周老大是誰，你應感到慚愧。）

前輩談當年事，說顧維鈞的確在國聯的會議上，表達了中國的立場，更向和會遞交了一份備忘錄，認為列強無視德日私相授受，卻大談尊重中國領土完整，實在不合理。又憤而退出會場。

這邊廂，北京天安門前集會的，是學子三千，已經是壯舉了。他們舉起牽着遊行的布條上，有一條大書「國亡了，同胞起來呀！」

念中學的時候，早見過這個。還不只呢。那個時代，老師都會給同學講五四的故事；學校會辦演講比賽，作文比賽；報章雜誌有照片展覽；不同的團體會舉行演講會。在我們這些中學生的記憶裏，曹章陸的名字，人人記得。（曹汝霖後來寫了回憶錄，替自己當年作為辯解。）遊行學生給關進巡捕房，蔡校長與名流用辭職要脅，要他們放人。段祺瑞就範了。

這些，都不敢忘記，猶在昨日。

五四運動的後果，新文化運動的種種，不是都那麼美麗的。可不管怎麼說，當年追求的啟蒙──科學與民主的啟蒙，是失敗了。正因為失敗了，我們更不能放棄。一年多前，我寫了〈辛亥失憶症〉。今天，我看到的是「五四失憶症」。當年的人和事，都從我們大中學生腦海中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不信嗎？問問他們除了「五四運動」四個字，還可以告訴你甚麼？

滿以為，九十大壽，學術文化界會稍事鋪張慶祝的。

我又錯了！

你能拿他怎的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5月05日論壇版)

友人成立了一個小機構，叫「志學會」。顧名思義，那是為有志求學的人來創辦的。不久前，志學會會同兩個議員辦事處，舉辦了一場研討會，主題是香港的新高中學制與通識科。負責人邀請我當主講嘉賓。想想這是新的嘗試，又和我們今後的教育發展關係密切，就答應了。

我講的，其實並沒有甚麼新意；聽眾當中也沒有人打盹，就算及格吧。討論環節，倒有不少家長提問，那才是使我難過的地方。光難過也沒有用；難過而沒有反省，那才叫浪費。難過甚麼？

與會的，都是家長。看模樣，是來自一般家庭的。（這樣說，不太準確；姑且當作是「雖不中不遠矣」吧。）九成是母親，直像兒女教育不是父親的責任似的。從開始到完結，在座的沒有一個母親問：甚麼是通識教育？人人只認定：那是教育當局庸人自擾，無風興起三尺浪的東西。本來好好的，現在來個新科目，大家覺得無所適從，因為不知道怎樣教導兒女去應付它。

為甚麼要那麼着緊來「應付」它？不是說通識科是培養通識教育的手段嗎？不是說開拓視界是種學習態度嗎？不是說要訓練學生養成獨立學習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嗎？這些都不必大家緊張兮兮的去「應付」吧？

對於這些問題，對於甚麼是通識教育，為甚麼要有通識教育等問題，沒有家長感興趣。我聽到的，是異口同聲的抱怨：但我孩子得面對考試。也就是說，這是個必考科，成績影響着她升讀大學的機會。考得不好，我怎辦？你們要創新，又沒有標準教科書，沒有明確的考試方式和打分數準則，我怎會知道甚麼是督促兒女拿高分數的竅門？

進中學，考公開試成功，順利進大學，考學位試成功，順利畢業，找優差成功，順利賺錢。這條路，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考公開試成功，是第一關。管他是通識科還是通不識科，只要我家的孩子考得好，那才重要。說甚麼打好基本知識基礎，品格培養，視界開展，等等，都是「務虛」的傢伙。

滿以為，這一代比較年輕的父母，有機會受過較好的教育，總會具備遠一點的眼光，寬一點的胸襟，多一點的耐性；多少明白到，求學不光是應付考試。起碼，比起我們上一代，他們幸福多了。

看來，我錯得厲害。

這樣的父母，你能拿他怎的？

有必要不高興嗎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4月21日論壇版)

九一年，鍾祖康贈我他的譯書：《中共的商業談判作風──一個文化心理的剖析》。原作者是美國學者白魯恂。祖康筆底下，映照了好些使人討厭的文化行為。十多年來，他斷斷續續寫了幾本書，都有那個氣味。最新的，當然是《來生不做中國人》。與其說那是嫉俗憤世之作，毋寧說是種「薪傳」：近百年來中國民族性討論的延續。

八八年，劉再復和學生林崗，寫了《論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》，後來收進了《傳統與中國人》一書中。你清楚看到五四、特別是魯迅的影像。再早前，孫隆基的《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》，柏楊的《醜陋的中國人》，同樣見到醬缸文化，同樣見到阿Ｑ。都是針對文化行為的。

九四年，梁曉聲出版了《誰是醜陋的中國人》，說國人冷酷、貪婪、自私自利，甚至是奸狡和寡廉鮮恥。他是國內的作者。然後有溫元凱、倪端的《中國國民性改造》，解思忠的《國民素質憂思錄》，等等。那是比較溫和的，但仍然是民族劣根性的反省。

其實早在六六年，彭道淋已在台灣出版了《新社會新道德》，批評得不太客氣。如果你要看更學術又更早期的，三六年穆超寫了《中國民族性》，三七年潘光旦寫了《民族特性與民族衞生》，同樣是國民性的批評。

說了一大堆，幹嗎？你會問。

《中國不高興》面世，我們的媒體不見有太大的反響，美國和歐洲的，已大事報道。書中好些論點不見得不對；比如說，提醒國人不要因百年積弱，就讓失敗主義橫行。比如說，要求內修人權、外爭族權、制裁西方、肅清內賊。記得五四運動示威學生的口號嗎？「外抗強權、內除國賊」。我不知道目前的條件，是否可以「制裁」整個「西方」；縱使有條件，是否應該蠻幹一番。

說到內賊，那就耐人尋味了。內賊是誰？作者沒有明說。但指出：有一批人，「從總體上否定中國人的生存價值」，認定中國人是「最低賤的民族」，「就不該活着」的。誰是這批人的代表？柏楊、鍾祖康……

批評自己的缺點，不是道德勇氣，而是要不得的自戕？作者認為，那些挖自己瘡疤的人，「根本就不是在反省自己的缺點和錯誤」。從潘光旦到孫隆基，都是這類人。所以嘛，他們那一類「有血性的中國人」，就「不高興」了。

我們讀書，看到作者的措辭有強有弱，不是等閒事嗎？民族劣根性受到鞭撻，不當本着「有則改之、無則加勉」的態度嗎？不高興，有必要嗎？

平反，幹啥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3月30日論壇版)

戴晴這個名字，應該不需要花筆墨介紹了。

最近她大聲疾呼，希望二十年前的天安門廣場悲劇，有個了斷。因為，這個心結一天不解開，這個民族一天不能向前行。她呼籲雙方──當局和抗議者（包括死難者）─拿出誠實和勇氣，給國人「還個公道」。怎樣還？組織一個「和解委員會」，調查真相，公諸於世。

她認為，南非曾經用過這個辦法，值得我們效法。南非模式移植到我們的土壤，是否會成功，我不敢說。總值得一試。但問到我們今天是否具備條件，可以成立這類「和解委員會」時，她說否，並且覺得她自己不大可能「眼見其成」。完全出於「圖個說法」的誠願。固然，那得是個公道的說法。記得《秋菊打官司》嗎？

有意思的，還不在她提出她覺得可行的方案，而在更深一層的看法：她相信「平反」不濟事。簡單說，是沒有真相就沒有公正，沒有公正，光靠平反，不能達成和解。

平反，差不多是當代中國獨有的政治現象。是這樣的：掌權的人，給你畫上身份的記號；這記號可影響你的求學、就業、婚姻、家庭、居住單位，甚至坐牢單位。多少年月後，掌權者發覺記號畫錯了，又或者，再畫下去對他自己沒有好處了，於是把記號挪開。貼上挪開全在他，不在你。

例如，鳴放的春風一走，反右的寒風就到。也不知多少人，給畫上了「右派分子」的記號，坎坷餘生，或大半輩子。直到三十年後，記號宣佈除下了，生命也差不多了。有點像我國古代的黥布人：不管有罪無罪，給刺配他鄉，額上刻了印，讓萬民羞辱恥笑。而且，除下不除下，權在他。難怪章詒和自豪地說，她是頭號右派的女兒。章伯鈞去世多少年了？怎麼記號還不除下？

就是除下了，你只是回到原地上。

那還不只。帽子蓋到你頭上，現在挪開了。但掌權的為了某些原因，讓你保留某種陰影。比如說，你以前是個右派，現在是個「摘帽右派」。帽是摘了，帽還在。

在文明地區，你中傷寃枉別人，你得惹誹謗罪。要罰的。你是政府官員，不守法傷害了百姓，大者丟官，小者懲誡，還得賠償。怎麼可以一句「對不起」都沒有，就施施然拍拍屁股賴掉的？

如果昨天蓋帽子，今天「平反」了。難保明天又來蓋新的帽子，不知你何年何月又來個「平反」。大家一定會問：平反，幹啥？

吾道不孤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3月17日論壇版)

幾年前，開始在這個論壇版上發表意見。意見，有成熟的有不成熟的；這由不得我來判斷，這是讀者的專利。不過，當年要我來這塊園地上寫文章的老編，卻指定要我談民主的題目。當時就想，多年來在兩岸三地的文字媒體中，談這個問題的，多屬「殘篇斷稿」，再不然就是把人家的教科書譯過來；有條理有系統，好好從我們自己角度論述這個題目的，像鳳毛麟角。所以沒有思考很多，就答應了。

有點像吃力不討好的東西。也陸陸續續寫了好一段日子。後來因為種種原因，沒有寫下去。搖身一變，改寫評論式的雜文；有涉政治的，有不涉政治的。倒很少談到民主，直像「民主」已經是個爛話題，人人掛在嘴邊，不這樣不夠時髦似的。至於說，有多少人真正花上心力，在這上面下工夫，去認識，去探討，去比較的，實在難說。推想大概很少。

反對的說，列強凌我，猶歷歷在目；他們都不是好東西，有啥好學的？（洋鬼子心態。）贊成的說，五四到今天，還在追求賽先生，可見絕對是好東西，絕對值得「移植」。（洋大人心態。）《中庸章句》教的：「不偏不倚，無過不及」的訓誨，那裏去了？

也許，正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持平的論述，大家從來不曾平心靜氣、坐下來討論一下，尋找最大限度的兼容和共識，所以才有今天的樣子？也就是說，我們在好些問題上，還「有待啓蒙」。因為，我們認識得太膚淺。

北京清華大學教授秦暉，給當局約談，因誤傳他在《零八憲章》上簽了名。但他堅持不能言論入罪：「如果今天因言論可以抓劉曉波，明天也可能因言論而抓我。捍衞劉曉波的言論自由，也就是捍衞我們自己」的自由。自由言論是諸自由之母，沒有了她，其他的也就別想了。如果國人像秦暉，能堅持這個，民主就有機會走出了第一步。

那當然不夠。他表示：「今天在中國提出憲政民主的主張是需要論證的……今天中國之需要（，是）一場深刻的思想論戰。」他認為，國人其實還未懂何謂民主、何謂憲政，連最基本的「尊重別人言論」都不懂。要老調重彈，因為他相信中國需要「民主的思想論戰與啓蒙」。這是說，近代中國思想啓蒙運動，沒有成功。到今天，我們還需要重新啓蒙，重新認識「民主」。

看來當年的老編沒有錯。

看來吾道不孤。

郭嵩燾．嚴復．我們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3月02日論壇版)

今年是達爾文誕生兩百周年，好些地方都有紀念活動。許知遠君寫了一篇〈達爾文與中國〉，頗見感觸。文章的主角，是嚴復。海寧嚴又陵不僅是我國近代譯學的鼻祖，更是把歐洲近世思想介紹進來的第一人，又是我多年來的研究對象。拜讀許文之餘，也願略作補充，可見前人蓽路藍縷之功。

昔日司法不能伸公理

嚴復入讀設在福建的船政學堂。考第一名。清廷選派往英國習船務。湖南人郭嵩燾時任駐英公使，也是中國派到英國的首位外交官。他設宴款待甫抵埗的一眾留學生。膳後獨留嚴復（膳前據說他看過每個人所寫的文章），慰勉有加，並囑嚴復趁課餘好好觀察英國政經制度，尤其要到法院參觀。後來嚴復回告公使，他覺得中國積弱，蓋司法不能「伸公理」；那剛是歐洲列強的長處。許君提到，嚴氏返國後沒有給重用。那不只：郭嵩燾身居重任，又是全國上下少數幾個「具識見、懂夷情」的人物，還不是受讒歸國，又給投閒置散的？

甲午之前，從中央到地方，縱使在「洋務運動」中，一般情緒是排外。你鼓吹學習洋人的長處，你是「強民從夷」，「委曲以順夷情」，「不特外張夷焰，而且內沮民心」；朝廷說那是「抑民奉夷，尚復成何事體」！那不光是長他人志氣、滅自己威風，那簡直是「向帝國主義投降」了！難怪郭氏慨嘆士人「但以詬毀洋人為快，一切不復求知」，「中國士大夫憒憒如此，雖有聖者，亦且奈之何哉」！

嚴復當時面對何等局面，可想而知。

不過，嚴復譯《天演論》，倒沒有像許君說的，把原作者赫胥黎對進化論胡亂移進社會的隱憂，一併刪掉。今存的《天演論》中譯，有三個版本：味經本、手稿本、富文本。嚴公的序文：「赫胥黎氏此書之恉，本以救斯賓塞（按：即 Herbert Spencer）任天為治之末流，其中所論，與吾古人有甚合者，且於自強保種之事，反復三致意焉。」自強保種，也不是嚴復的獨見，而是當時的救亡意識。不同的，是嚴復引入物競天擇學說，希望生發聾振聵之效而已。他的譯文也不難讀：「天行者以物競為功……物各爭存，宜者自立。且由是而立者強，強者昌；不立者弱，弱乃滅亡。」

強者昌弱滅亡是定理

要能立能昌，必先自強。要自強，必由改革積弱。物與物猶國與國，得競爭不遭淘汰，才能自存。競爭，是優勝劣敗的。怎樣才可以立於不敗？那是清末革新派和保守派的爭論所在。

嚴公譯書出版，到今天超過百年了。看爭論所在，置諸今日，誰曰不宜？

世人的表率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2月17日論壇版)

正當全球經濟鬧不景氣，人人心理上一片陰霾的時候，每年在瑞士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，如常舉行。會上最受注目的發言人，不是主張自由企業的西方大員，而是俄國的普京和中國的溫家寶──兩個都是國家主義的代表，兩個都在會上批評西方。有些論者就放言高論，說世界的新秩序，將會是中俄共扶的局面；而中俄兩國，就會是新秩序的楷模。

表面強大掩飾了殘酷

一位在北京的朋友，卻有自己的看法：西方的運作，該重新調整；但中俄兩國，卻不能提供新的調整方向。他認為，兩國內部的巨大問題，會隨著全球危機進一步惡化而暴露出來。那是甚麼？他沒有詳說，但提到兩點。金融體系落後緩和了衝擊，政治高壓帶來了低廉社會成本。「在某種程度上，這兩個國家內部的混亂、低效與殘酷，都被表面的強大掩飾了。」

他在胡言亂語？且讓我給大家說兩則活生生的故事。

幾個月前，著名的北京師大附中（今天叫實驗中學）慶祝九十周年校慶。給奉為上賓的「知名人士」，是宋彬彬。這個曾經在天安門樓上，與「偉大舵手」握手後，一度改名宋要武的女士，當年回校後，成為紅極一時的小闖將，把校長卞仲耘折磨虐殺，開要武鬥不要文鬥的先河。卞校長的、她和「舵手」的照片，在慶典日同時展出。卞校長的丈夫還健在，寫信到學校提出抗議。當然沒有下文。

網主不屈服強權之下

故事是資中筠女士說的。她是誰？社科院美國所前所長。退休了。記得巴金晚年大聲疾呼，要大家講真話嗎？為甚麼真話要到晚年，起碼是退休後才說的？一輩子的路，差不多走完了，才開腔。莫不是像趙紫陽的名言：我老了，無所謂……

四川的「六四天網」主持人黃琦，九年前給下牢，罪名是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」。一關五年。出獄後沒有屈服，仍舊辦他的尋人網站。八個月前再被捕。當局談條件：不再從事天網和人權工作，立刻可以釋放。他不從。還押監獄。

故事是和他一起撐的太太曾麗說的。

不同的時空。不同的人物。不同的遭遇。

同一個國家。

這反映了甚麼？故事發生在昨天，也發生在今天，足以使人看到國家的本質。

那樣的國家，可作世人的表率？

縱使只是許願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2月02日論壇版)

干支排到己丑。屬牛。這是歲首首筆。

按傳統，中國人在每年正月初，總愛說些吉利說話，給自己打打氣。祝福語，誰不喜歡？不少人會立下十項新年大計甚麼的，說着也動聽吧？誰管它實踐不實踐？新的一年，應有新的甚麼，縱使只是許願。

沒有共產黨，沒有新中國。當年的新歌謠說。

沒有共產黨，才有新中國。今天法輪功人說。

民國誕生是新嘗試

一字之差，概念全新。我們倒不必在這裏辯論，看誰是誰非。

值得反省的，是正反雙方都指向新中國。新中國的反面，當然是「舊中國」。沒有舊，何來新？但歷代都沒有人說自己是舊的；所以中共建政剛開始，就採一刀切辦法，把新舊分水嶺設在一九五○年。從盤古初開到二十世紀中葉，全是舊中國；是否封建是否帝制，不必問。五○年開始大刀闊斧推行的，才是新的有價值的；以前的一切，都是沒有價值的渣滓，因為是舊的。「舊社會把人變成鬼，新社會把鬼變成人。」他們說的。記得嗎？

從倭寇患海到甲午之役，中國人是怎樣「抗日」的？盧溝橋事變後，中國人又是怎樣抗日的？你可以批評抗戰的部署不好，策略不好，統帥部不好，前線指揮又不好，等等。你不能否認，那是一場中國軍民浴血抗敵的戰爭。那種形式，那種犧牲，在我國歷史上從來沒有，所以是新的。那樣的經驗，也是新的。

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，孫中山先生宣佈是中華民國元年元旦。不少史家說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。說她追求民主共和的國度或可；說她是那樣的國度則不可。不論怎樣，那是個新的開始，起碼是新的嘗試。民國這個嬰孩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，那是嬰孩的不幸；不然的話，不必為了「內除國賊」而北伐了。

如果為了討平軍閥而建軍黃埔，不是個新的理念，新的氣象，毛澤東不會在那時當上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後補委員，周恩來不會是政治教官，林彪更不會在黃埔畢業。

固然，共產黨人認為國民黨人走錯了路，自己從頭來，那才是新的。

對民國路徑的回歸

諷刺的是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博樹，最近出版了兩本「禁」書。談中國憲政的。他說新中國走了六十年的路，解決不了問題。他又說，一九一二年以後，中國已經有了現代化的選擇，而「新中國」的路，是對這一選擇的背離。最近三十年所作，本質上是對民國開闢的路徑的回歸。

但願張君說得對。

縱使只是許願。

平情論《憲章》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1月12日論壇版)

剛一個月前，在內地的網頁上，出現了一份叫《08憲章》的文件。就表面看，應該是個集體執筆的東西，發表前在某些讀者中流傳，然後聯署發佈。只不過因為事後當局抓了劉曉波，大家就聚焦在他身上，把他當成了起草人。（這份文件流傳很廣，讀者有興趣大可找來看看。）

文件並不霸道

文件發表後，海外很快有了反應，支持論點的聲明見報。還沒有聽到反對的聲音。那樣的聲音，在國內就凌厲了：斥罵、打棍子，統統上場。

是怎麼一回事？

文件，我倒認真讀過。平情而論，從措辭到申論，十分溫和，沒有半點激進的火藥味。固然，如果你是當局，又患了刺蝟症，任何不合脾胃的東西都容納不下，那無話可說。我們是旁觀者，只能站在老百姓位置上就事論事。「不以人廢言」：這是我國的古訓。

說是「憲章」，其實不大像。假如大家還記得，多年前曾經轟動一時的大字報「中國往何處去」，又稍後的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」這兩篇的話，那麼你可以說，《08 憲章》只是站在今天的人，嘗試用今天的角度，來回應這老問題。文件並不霸道。它並沒有說那是唯一的角度；它是一群稍有文化良知的讀書人──文盲大概不會在上面簽字，提出一些近乎「常識」的平實觀點，用上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權，加上中華聯邦等字眼，如此而已。這類字眼，不是已經路人皆知的嗎？除了聯邦的建議，其他的，不是胡溫演說辭中早已見到的嗎？就是聯邦，也頂多是個「建議」，拿出來討論的，那也是罪過嗎？幹嗎大驚小怪的？莫不是人人都患了視思聽覺綜合失調症？緊張甚麼？

連基本都沒有

一九四七、四八年，中共組織的學生運動，說要反飢餓、反內戰，叫出了「軍隊國家化」，「開言禁」，「結束一黨專政」等口號。當然是未掌權以前向國府提出的。不想六十年後，同樣的要求，是喝共產黨奶水大的一批人，向當局提出的。着實諷刺。勞思光先生多年前寫了一本書，叫《歷史的懲罰》。看來，這也是另一種懲罰了。歷史，給我們中國人開了個絕不好笑的玩笑。

戴晴接受訪問，認為文件所表達的理念「太基本了」，起草人「覺得中國連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都沒有」，「算甚麼現代社會？」

咦，要大家好好正視憲法的問題，在整整一年前，我不是已經在這裏提出了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