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7月13日論壇版)
二OO五年夏天,巴黎大學歷史學教授史傅德(F.E. Schrader)(德國人),來到北京,與他的丈人陳樂民先生對談。題目是「啟蒙精神.市民社會」。後來談話錄音整理成書。陳先生那時身體不好,仍奮筆疾書,完成了他的「啟蒙札記」二十六篇。天假以年,他一定會寫下去。
談的寫的,都是「啟蒙」,可見陳先生對啟蒙的愛慕和堅執。他要承先的,是歐洲理性時代的啟蒙精神,主要在十八世紀;但他談的人物,上下多推一百年。他要啟後的,是怎樣使啟蒙精神在中國開花。習西學,卻用毛筆小楷寫作。這就是中國社科院歐洲所前所長陳樂民。
很可惜,陳先生在O八年底謝世。去世前的一段日子──從八月中到十一月杪,他用日記體寫下了某種「心聲」,自己先定下了名號,叫「給沒有收信人的信」。信,是寫給人看的;不用收信人,我猜是他不要給人惹麻煩吧了。
讀他的信,也像給我們上一門啟蒙課。他臨終前,希望我們聽到甚麼?
第一篇就說,這些信,都用繁體字書寫,說是「為了自娛」。日期是八.十四。差不多一個月後,自稱「對民眾的啟蒙,念茲在茲。」(九.十一)跟着看到「奶粉事件」,教他想起國民性問題,說那「確實是幾千年積淀下來的歷史問題。『啟』這部分龐大人羣之『蒙』,是一件看不到頭的『工程』。」覺得「無可奈何」。(九.三十)他批評提出「文化自覺」而排外的人:「因為『文化自覺』既談『自覺』於我們的古老文化中的『美』,更應談『自覺』到我們傳統文化中的『醜』。而那些久久遺害於社會和人心的『醜』,正需要借助於外來文化中的『美』來加以滌蕩、淘洗。」(十.十八)
最有意思的是,在最後(十一.廿一)一封信中,他繪下了自己的一生,說有四次大轉變。二十歲以前,當封建舊禮教的孝子賢孫。四九年,一夜之間,變了中國共產黨的信徒,卻發現沒有了自我。八十年代的第三階段,找回了自我,既否定孝子賢孫文化,也「決絕地揚棄了對……的正確性迷信。」(出版社「避諱」,用上破折號。原來是甚麼,大家不妨猜猜。)跟着說:「我越來越成為『西化』論者;認為,救中國非向西方學習不可,渴望中國的前途是民主和自由的土地。」最後階段是要把西方文明看作歷史哲學。而領港人,是康德。
陳先生是歐洲思想史專家,研究了多位大師級人物。心儀康德,厭倦盧梭,自認與伏爾泰一樣:「不可能認同任何以高尚的名義實行踐踏自由的暴政。」
哲人已萎,風範猶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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