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是達爾文誕生兩百周年，好些地方都有紀念活動。許知遠君寫了一篇〈達爾文與中國〉，頗見感觸。文章的主角，是嚴復。海寧嚴又陵不僅是我國近代譯學的鼻祖，更是把歐洲近世思想介紹進來的第一人，又是我多年來的研究對象。拜讀許文之餘，也願略作補充，可見前人蓽路藍縷之功。
昔日司法不能伸公理
嚴復入讀設在福建的船政學堂。考第一名。清廷選派往英國習船務。湖南人郭嵩燾時任駐英公使，也是中國派到英國的首位外交官。他設宴款待甫抵埗的一眾留學生。膳後獨留嚴復（膳前據說他看過每個人所寫的文章），慰勉有加，並囑嚴復趁課餘好好觀察英國政經制度，尤其要到法院參觀。後來嚴復回告公使，他覺得中國積弱，蓋司法不能「伸公理」；那剛是歐洲列強的長處。許君提到，嚴氏返國後沒有給重用。那不只：郭嵩燾身居重任，又是全國上下少數幾個「具識見、懂夷情」的人物，還不是受讒歸國，又給投閒置散的？
甲午之前，從中央到地方，縱使在「洋務運動」中，一般情緒是排外。你鼓吹學習洋人的長處，你是「強民從夷」，「委曲以順夷情」，「不特外張夷焰，而且內沮民心」；朝廷說那是「抑民奉夷，尚復成何事體」！那不光是長他人志氣、滅自己威風，那簡直是「向帝國主義投降」了！難怪郭氏慨嘆士人「但以詬毀洋人為快，一切不復求知」，「中國士大夫憒憒如此，雖有聖者，亦且奈之何哉」！
嚴復當時面對何等局面，可想而知。
不過，嚴復譯《天演論》，倒沒有像許君說的，把原作者赫胥黎對進化論胡亂移進社會的隱憂，一併刪掉。今存的《天演論》中譯，有三個版本：味經本、手稿本、富文本。嚴公的序文：「赫胥黎氏此書之恉，本以救斯賓塞（按：即 Herbert Spencer）任天為治之末流，其中所論，與吾古人有甚合者，且於自強保種之事，反復三致意焉。」自強保種，也不是嚴復的獨見，而是當時的救亡意識。不同的，是嚴復引入物競天擇學說，希望生發聾振聵之效而已。他的譯文也不難讀：「天行者以物競為功……物各爭存，宜者自立。且由是而立者強，強者昌；不立者弱，弱乃滅亡。」
強者昌弱滅亡是定理
要能立能昌，必先自強。要自強，必由改革積弱。物與物猶國與國，得競爭不遭淘汰，才能自存。競爭，是優勝劣敗的。怎樣才可以立於不敗？那是清末革新派和保守派的爭論所在。嚴公譯書出版，到今天超過百年了。看爭論所在，置諸今日，誰曰不宜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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