愛國與運動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6月09日論壇版)

幾個星期前，談到「五四失憶症」，提到啟蒙的失敗，也提到新文化運動，其實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後遺症。設想如果不是救亡的迫切，啟蒙不致腰斬，也許能繼續發展也說不定。這當然可以討論，且不說它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國內的讀者同意的多，香港的朋友剛相反，都認為那是一場自發的「愛國運動」，說我不當語帶貶義。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發生的示威，固然是學生領頭的愛國運動；但「五四運動」不光指遊行，還有當時一些讀書人，為了追求某種目標，發起了與傳統「割裂」的運動。反對他們的，都給譏評作「遺老遺少」，「舊勢力的擁護者」。不管有理無理，反對的聲音，都給「歷史的潮流」淹沒了。歷史，對他們不太公平。

激進的反傳統主義（林毓生語），帶來了消化不良的後果。沒有好好消化就急着把西學介紹進來，結果當然是活剝生吞，一知半解。如果你不懂外語，你知道甚麼是「德謨克拉西」？或者，德先生的名字，因為教科書而得普遍流傳。那麼，甚麼叫「費厄潑勒」？我們不說「公平交易」，或「公平對待」，而用上音譯 fair play，這還只是一個例子。到了今天，劣拙的譯名，隨處可見。

胡適之大力推動新文學運動。兒時念書，他的〈文學改良芻議〉成了我們的範文。他鼓吹的「文學需從八事入手」，是擲地有聲了；可聲，並不悅耳。

隨便舉例。「不作無病呻吟」。古往今來，有多少作品都那麼韓退之式的，篇篇載道？文學，要有豐富的想像力；無病而能呻吟，也得靠想像力。難怪後來提倡「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文學」的人，都說胡適是「先行者」了。今天，我們的年輕學子，不懂寫文章，語言乏味，文字不通，不是不懂呻吟，而是沒有了想像力。文學，該有框框嗎？

「不用典。不講對偶」。也許我們不必都學「四六文」、「駢文」（其實懂一點也無妨的），但對偶，已經是民俗的「慣性」了。如果要大家不用典，許許多多古人的精采文句、故事、比喻等，都不會用心去學。你看適之先生本人的文章，就用典。在我看，我們的國文老師當多教典才是。

「不講求文法」。那得看你說的「文法」是甚麼。不跟傳統卻跟歐洲人走──準確地說是跟英文走，引來了難看難讀的「歐化語句」，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五四弊病了。到了今天，我們的教授、同學、媒體、翻譯界諸君，文字表達都那麼不堪，骨子裏是因為不知道怎樣去講求「文法」。

愛國運動，很好；不是所有運動都那麼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