及格的國民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8月27日論壇版)

中醫師王翎懿，相交多年。她從小在中國長大，走遍大江南北；南來定居香港，懸壺有年。日前來電，慰勉有加，謂見報載我談國民教育，平實中肯，非假大空話可比，敦促多寫。我倒猶豫了。一來不愛連刊同一主題（老編特別要求的除外）；二來容易招人口實，說我國民思想不正確，中洋毒，等等。

無意中讀到〈學校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培養合格的公民〉一文，是資中筠先生大作《感時憂世》中的一篇。（相信她指的是及格。）先生八十多歲，是北京的名學者。文章擲地有聲，士林敬重。她是中國社科院的退休所長，沒有人可指她是「境外敵對勢力」。介紹她的想法，可作借花敬佛，對當前一片吵鬧，不無借鏡之處。說大點，有全民參考價值。

先不談學校教育，只論及格的公民。（她指的是國民。）國民不是臣民。她引任公說：「奴隸無權利，而國民有權利；奴隸無責任，而國民有責任；奴隸甘壓制，而國民尚獨立。此奴隸與國民之別也」。一下筆她就批評「頌聖文化」（港台叫「歌德派」），說那是奴性產物。國民，是有獨立人格的。

不能籠統地叫「人民」。國民，除非遇非常時期──例如抗戰，否則是「以個人為單位」的。人民，是個集體，也不知是誰。「為人民服務」是為誰的？最高領袖說，你要怎樣怎樣；你不去做。他說，你不為人民服務。於是你去了。那是為一人服務。資先生說：「過去以抽象的『人民』的名義犧牲和損害個人的基本權益的情況太普遍了。」國民，才是「社會的主人」啊。

她引米爾《自由論》，說每一個國民權利均等，「信甚麼不信甚麼是無法強迫的」。邏輯上說，你不必告訴我，你是多麼偉大在為我服務；也不必要我相信，甲國乙國的制度不好。如果信仰不得強迫，那你應該訓練我冷靜的、客觀的求知，觀察世界；是好是不好，由我來判斷。那是及格國民應有是素質。判斷不一定對，起碼是獨立自主的。

國民當然互有義務，道德可能比法律重要。大家要互相容忍，不能「排斥異端」：「如果只允許一種生活方式，那麼由誰來統一呢？」學生是國民的「前身」。「學生如果沒有培養是非觀念，不會追求真理，進入社會以後就是服從權威，誰官大聽誰的。」這樣的國民，及格嗎？老人家的說話，辦「國民教育」的，是否該聽一聽？

也是「自作孽」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8月06日論壇版)

「國民教育」有甚麼好吵鬧的？

那樣問，好像假定了沒有東西值得大家「吵」。事實又不是的。不過吵之前，最好先看清楚。

有公民教育為何不夠？為甚麼還要國民教育？很簡單，從來公民教育，是訓練你在社會上要有公德心，要守秩序，要有禮貌，要有守望相助的精神，尊重他人，參與公益等等。這行為，「推而放諸四海皆準」，不管你住在甚麼國家。它不會計較你的國民身份，也不理會你有何國家認同感。那可不符合國民教育的前提。

一方說：你們反對，因為你們都不懂引自己身份為榮。你們都是港英餘孽心態。我看不是的。另一方說：你們推這套國民教育，其實是黨民教育。我們的子女都會給洗腦了。那不行。我看也不是。教材必然帶出「洗腦」的後果？那倒未必。至於說：它偏頗，會錯誤引導年輕人，特別是經長期「浸淫」之後；那當然有可能。眾人之慮，其實在編者的動機：你故意把材料編成這樣，要我們的兒女接受；在你，實在用心良苦，在我，實在不能接受。

可動機，怎樣去證明？

港進聯譚君的說法，教人啞然。「六四」、「李旺陽事件」等，和一國兩制沒有關係；那只是歷史長河中的小沙石。固然此制不同彼制。早年多說「河水不犯井水」。那不必說國民教育，叫制民教育好了。她的意思很明白：另一制不同；所以在這一制下的人，不能「干預」到另一制下的事務。那國民云乎哉？「六四」是沙石，不必理會，那焚書坑儒，更微不足道；那是更遙遠、更細小的沙石。大家不必再讀中國歷史，就記着割讓香港之恥就夠了。

說到外國都有唱國歌、升旗禮。不錯。也讓我告訴你美國一般中學的國民教育材料。除了歌頌自己國家可愛，他們同樣不神化林肯，也指出南北戰爭的殘酷。他們教導國民在憲法下的權利，怎樣可反抗政府或其他組織的欺壓。他們告訴人民，越戰時期有甚麼爭議，更附上反戰圖片。也許他們都不懂，那些都是沙石，何足道哉！

兒時讀書，中國歷史、中國地理，必修、必考。典章制度、文物傳統，都有。從來沒有「國民認同」問題。現在不好好訓練本國史地，卻弄個國民教育甚麼的，不是「自作孽」是甚麼？

智者與愚人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7月23日論壇版)

報章大字標題：劉翔傷患引起憂慮。那是頭條。

憂慮甚麼？他不能出賽。不出賽又如何？不行，因為他將無法重奪奧運金牌。先不說為追求金牌而競技是否有違體育精神，光看到網民竟然說，熬着傷也得拿下獎牌的論調，就值得反省。

參加比賽，取得勝利，是種光榮。要爭勝，也屬人之常情。問題在要付出甚麼代價。友朋說，深層次心理，是要發洩、要炫耀、要勝過西方。光是錢我比你多，那不足夠；送人上太空，也不足夠──雖然，已是超英趕美的一半以上了，美也快趕上了。這些，在世人面前，不易見光彩。奧運場上可不一樣。全球的鏡頭聚焦，集中在衝線後面的白人黑人，像告訴「列強」：我終於贏了。好像勝利是永恒的，光榮可以永久保留的，那付甚麼代價，都是值得的。

這心理欲望孰真孰假，我無法判斷。果真如此，我們就很難教育下一代。老師說「運動之目的，在參加而不在勝利」，說「勝不驕、敗不餒」才對，等等，都可能起不了作用。

追求「光榮」，不問「代價」。

為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周年，我們的歷史博物館展出秦代陶俑。題目是：一統天下──秦始皇帝的永恒國度。像告訴大家，秦俑的輝煌，盡在其中。

無獨有偶。前一期的《國家地理雜誌》，主題故事在介紹秦俑的「奇蹟」：披甲的戰士，精緻的戰車，刀戟弩箭，兵陣馬隊，排列之認真，完全符合當時戰陣需要。那樣的氣勢，那樣的陣容，真可睥睨天下了。

不是光榮──永恒的光榮，是甚麼？

在西安秦俑旁邊，有大片土地，地下文物還未出土，但專家已知道是甚麼。骷髏，包括掙扎逃命的。白骨纍纍，因為有一萬名不育的妃嬪，三千名造墓的工匠，全遭活埋在此。那三千人，該是全國精英，為了皇上的光榮──不只生前的，更是死後的，那真是「永恒國度」了──費盡心力智慧，蓋出如此陵墓，卻落得陪葬下場。千萬生靈的代價，為了一人的光榮，為甚麼？因為他們知道造墓的秘密。始皇的遺教：不可「洩露國家機密」。

也不只他一個：北京的明陵，夠你看的。那建築，也是墓成之後，墓門自動緊閉，裏面的工匠，一個也跑不出來。我們不也說，明陵是恢宏的王陵？

比起這些，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，是不是「小兒科」了？

當然是「俱往矣」。可今天，使我們追求「光榮」而不問「代價」，我們是智者還是愚人？

聽演講去！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7月09日論壇版)

文革開鑼。第一個在天安門城樓上，得「偉大導師」接見的，是北師大附中的宋彬彬。她「面聖」後，改名宋要武。回到附中，立刻揪鬥當時的校長，把她折磨至死，面不改容。文革結束，靜靜丟了新名，改回彬彬。

大約數年前，北師大附中九十年校慶。附中邀宋彬彬回校作嘉賓，引起很多人不滿，其中公開發表文章批評的，是資中筠先生。該文擲地有聲；讀後十分佩服，當時就在這個欄上，寫了自己的感想，也表達了對前輩學人的尊敬。

資先生是陳樂民的夫人。陳先生已辭世，退休前是社科院歐洲研究所所長。我也曾撰文介紹過他。資先生退休前，是同院的美國研究所所長。五十年代初，他們已獲派歐洲，畢生公職都涉對外關係，包括接待訪華外人，甚至給首長級的人作繙譯官。她很謙遜，說自己發表的論文，不管是否學術的，都是「奉命撰寫」，故「無甚可觀」。進入八十年代後，才發現，筆，原來是自己的，可以說自己的話。

於是嗎，近二十年，筆耕不絕。幾個月前，把各類文章輯成五集出版，抒情、論事、憶人、反省中西文化，應有盡有。談到她求學經歷，特別有意思，就稍作介紹。

一九四八年，資先生在燕京唸完大一，要轉入清華。暑期就到舊北平圖書館準備。「圖書館是完全開放的……只是一般不能把書拿出去。不過借書極方便，座位寬敞舒適，光線充足，工作人員輕聲細語，態度和藹，業務熟悉（這些我當時並不感到特別，只是幾十年後在規模大大擴大的新北圖處處得到相反的感受，才回想起那時的鮮明對比）。」

今天，年輕的一代，沒有那經歷，很難體會到過來人的感慨，甚麼叫今非昔比。

每次運動來，她受到批判，說是「半封建、半殖民地教育」出身。她引以為榮，說是「中西文化並重的薰陶」，是那時代的「底色」。學制統一，而辦學多元；教育家的「理念貫徹到辦學和教學中」，大中小學皆如是。大家以為教會學校很「洋」。她說：「至少在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實行教育中國化政策後，洋人辦的學校，包括教會學校，大多很重視國文，學生的古文修養都能達到一定程度。同時，從小學起就有公民課，現代公民社會的一些基本觀念和行為規範貫穿其中。」

這些，她說，都成了他們的「底色」。

資先生是今年書展的嘉賓。八十多歲的雍容女士。有興趣親炙她的「底色」嗎，聽演講去！

不要也罷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6月25日論壇版)

施永青在回應文章中，再論文化毋須設局，就像通識不必設科一般。陳雲說設文化局沒有好處，並引文化論述為例，闡明局長該具有的能力，不能停在「公平分配資源」，「聽取業界意見」的官腔上。我不贊成設文化局。也讓我說說。

希臘以前沒有文化局。設局，是近世的事。結果怎樣？他們把古典希臘字母「改造」，變成了今天的「新字母」。於是呢，今天希臘人，讀不懂柏拉圖的作品。

法國的文化局，幾十年來，憑着局內人的文化判斷，把他們認為「不合國人用的」，全摒諸門外。美國的漢堡包 Hamburger英文原字，不許在食肆門外懸掛，理由是「庸俗」。開禁，是近期的事。文化，不是民辦的，是官管的；官有權，能左右百姓喜好─姑勿論那喜好是甚麼。當然更不必是兼容並包的。

從另一個角度看。差不多三十年前，芝加哥的布爾斯亭（Daniel Boorstin），是著名歷史學教授。給列根總統委任作國會圖書館館長。報章訪問：你不是圖書館學出身的，怎能勝任？他說：技術問題像採購、編目、善本等情事，我固然不懂；那沒問題，讓專家處理好了。我懂知識，我懂領袖才能，有領導研究型圖書館的經驗。足可勝任。

反過來說，某些部門，果讓「外行」領導，是否合理，值得想想。例如機電工程署，若署長不懂電機工程的，可以嗎？衞生署署長不是醫生，行嗎？檢控專員沒有法律經驗，好嗎？例子不少。我們討論文化局長人選，屬前者還是後者性質，是不是應先弄清楚？

不幾年前，名「大衞」的人像雕塑，不許公開擺放，理由是「不雅」。貽笑大方。這大家還記得吧？那是當年官家的文化判斷。今年三月中，新加坡舞蹈團獲邀，到吉隆坡表演。當地文化部用「不雅」為由，要臨時給女演員的短裙「加碼」。全團拒絕上演，返新。大馬外交部知悉其事後，尷尬萬分，立刻重新發出邀請，但不成功。原來是芭蕾舞團，演出劇目根本就是穿短裙的。回教色彩的文化局覺得，女人跳舞，露出一雙大腿，實在「不雅」。新加坡團覺得荒謬。結果鬧了外交笑話。

政府部門，行事要按規章，有板有眼。用政府規章來「管理」文化，能有多少自由創新？

官辦文化部門，不要也罷。

梅校長的教誨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5月14日論壇版)

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」

這是北京、新竹兩地清華大學共同秉承的校訓。清華剛慶祝過她的百年紀念；給清華奠定基礎的，是梅貽琦，一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傳奇人物。

梅貽琦是第一批「庚子賠款」留美生。一九一四年得電機學位後，回清華學校任教。一九三一年，國民政府大學部委任他當校長。在就職演說中，他曾經說：「學術的造詣，是不能以數量計較的……所謂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。」今天，我們的大學，從學生選課的人數，到教授發表的研究心得，都是「以數量計較的」。

通識者　識其會通之所在

抗戰軍興，清華遷到大後方。梅校長（與潘光旦）發表了著名的〈大學一解〉，闡明大學宗旨，在明德新民，所以學生須「知類通達」。他說：「通識之授受不足，為今日大學教育之一大通病……社會所需要者，通才為大，而專家次之，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，其結果不為新民，而為擾民。」但大學只有四年，不能通專並達，「偏重專才之弊既在所必革，而並重之說又窒礙難行，則通重於專之原則尚矣」。

看看今天我們大學的設計，通重於專並非「原則」，遑論「尚矣」。

當上校長次年，成立工學院。他反對工科專注工程忽略其他，認為工學教育要「人民化」與「社會化」。他申明「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，對於心理學、社會學、倫理學，以至於對於一切的人文科學、文化背景，都應該有充份地了解」。更主張「今日而言學問，不能出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部份；曰通識者，亦學子對此三大部門，均有相當準備而矣……合而言之，則於三者之間，能識其會通之所在。」那樣的通才，不只求學，亦利做人。

梅校長的遠見，失落多時。不過，三年前，北京清華頒佈了「文化素質教育核心課程管理辦法」，又訂定了「課程選課指南」。明確指出大學訓練的八大方針：較全面認識中國文明；對中外哲學有一定的了解；中外文學經典的閱讀和賞識；自然科學基礎；社會科學基礎；中英文寫作與口頭表達能力；審美品味和鑑賞能力；科學與人文均衡發展。

在那個時代，梅校長的言論，像空谷足音；在這個時代，大家說那是老生常談。可是，能平心靜氣審視一下，我們的院校，有哪一所是追求那「均衡發展」的？我們的校長，有哪一個是追求梅貽琦的理想的？

梅校長的教誨，誰認真聽了？

悼彥鳴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4月30日論壇版)

多年前，吉錚在美國德州去世。徐訏老先生愛才，覺得惋惜，就寫了一篇《悼吉錚》。在這個地方，不少人是讀了文章，才認識那位出道不久的女作家。

高彥鳴教授辭世。事情來得突然，不知該怎樣紀念這位朋友，也不必由我多說，學界中人早認識他。只是他家中人丁單薄，他又是個不大交遊的人，總覺得，該為他留點文字。

彥鳴回港前，早在美國卡尼基美隆大學（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）工作數年。到香港城市大學當副校長，辦了個特別計劃，鼓勵在校學生暑期外出謀事，取點經驗。當時我們機構也是個合作夥伴，他就邀我到學校，和同學談通識的重要。反應很好。連續三年，我重到又一村與同學聊聊。每次他都是座上客。

曾當教育局編書顧問

有一回，在中學校友會周年聚餐會上，與彥鳴碰個正着。才知道，原來是師兄弟！他比我低幾屆，是謙社同學。（我們傳統，以級社名，不以年份名。）自此我叫他高謙，他稱我鄧皓。

不多久，他到了科大化工系（他的本行），我在科大「環球商務班」兼課。看過我的授課大綱，他覺得很有意思，就要我回母校談教育，並自動請纓，作我的介紹人。

兩年多前，我們辦了大規模的校慶會。唐英年是主禮嘉賓。很多人都納罕。後來高謙告訴我，他和唐是初中同班同學。至於是否他邀請的，就不得而知。

我給教育局人文社會組編的參考書，他當顧問。後來我搬家到調景嶺，和他算是「鄰居」了，因而常有往還。高謙是史丹福的化工博士，卻對其他學科很感興趣。每次聊天，常談到怎樣可以在我們的理工課程中，增進其他素材。但限於編制，苦無良策。

盼君子之教移植大學

前陣子，他無意中讀到勒番教授（Donald Levine）的書，談的是古代希臘城邦的公民教育，也有柏拉圖教育哲學的影子。就興致勃勃的拉着我聊。書中強調的，是古代雅典的教育形式，有點像我們今天說的「君子之教」。不過那只會成就社會上少數人，但又是後來歐洲通識教育的藍本。到今天，在北美的少數私立小型大學，還刻意繼承了那個傳統。

高謙一直在想，怎樣可以把那美好的東西，「移植」到今天的大學，同時又使多數人獲益的。我們談了兩次，沒有甚麼結果。各自事忙，近月沒有聯絡。

就這樣，他撒手了。幾天前報上載的。

高謙，人如其名，是個謙謙君子。但願我們社會，有更多的高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