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治中立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6月22日論壇版)

剛過去不久，「政治中立」這四個字，街頭巷尾都可以聽到。人人高談闊論，把它拿作笑柄，直像政治中立是不該存在的；又或者，如果真有這回事，也大可不必理會。結果是，大家都看它是「官家」的擋羞布，隨時可以扔掉的；根本不去冷靜想想，有沒有可派上用場的地方！

事出學府的「官方」言論。剛巧自己經歷過的「政治中立」事件，也發生在學府，就拿出來和大家參詳則個。

在大學求學期間，碰上選舉。甲乙兩黨都努力爭取大學生的支持。在校園裏，各自的競選宣傳站、橫布條、兩黨的義務工作人員等，四處可見。不知怎的，甲黨的競選政綱中，突然添上條文，說要求政府增加私立大學的資助云云。這麼一來，學生會立刻有了反應，在學生報上刊公開的立場書，並要求校方「為了學生的利益」，公開表態，明示擁護甲黨。

校方發表了公開信，清楚表明：投票，是每個人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，是獨立判斷的後果。所以，每個合資格的學生怎樣投票，大學絕不應干預。同樣，大學是一所教育機構，她不能「唆擺」學生怎樣投票，甚至不當「引導」大家的投票方向。因為，那樣做，會使大學失掉了她的「道德底線」。在民主國家，大學不能偏袒任何政黨；在某些事上，她確是得「保持中立」。

固然不能一概而論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，南非實施種族隔離政策，引來舉世譴責。聯合國實施經濟制裁。奧運會、英聯邦的活動─包括旅行和貿易、世界盃等，全給她關上大門。

某種道義考慮更重要

當時，美國各私立大學，也引發出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。事緣諸多名牌大學，包括哈佛、耶魯、芝加哥等，都設有基金會，聘專人給大學四出募捐和營利。他們都在南非的金礦和鑽石礦場有投資。

學生團體、媒介、教會等批評初起時，大學還是用「政治中立」作擋箭牌，認為大學在各政府間有紛爭時，當保持中立。慢慢的，當論辯變成一場道德爭議，各大學相繼讓步，承認某種「道義考慮」，是高於「政治中立」的。

我們觀察世事，最好不要妄下斷語。你儘可以不喜歡「政治中立」這塊招牌，它倒不全是一片擋羞布而已。

白而不廢的票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6月08日論壇版)

香港立法會的補選活動，已經結束。事後友朋聚首聊天，談到投票事，聽到好些人說：沒有合心意的候選人。前往投票，如果不蓋上個人選擇印，票就會給廢掉。那我幹嗎浪費精神，跑上投票站，去投下沒有意義的廢票？

多年前，在大學的投票站，給同事作監票人。那個時候已經發現，一般人的認識，是「白票」等於「廢票」。既然開票時，所有白票是不算的，不會歸到任何候選人名下。那麼投票就是「做虛功」。香港人是不「做虛功」的。

白票就是廢票？

一九七二年。越戰膠着。美國總統大選。共和黨的候選人，是在任總統尼克遜。民主黨提名的，是參議員麥高雲（George McGovern）。尼氏主張有秩序撤軍，要先把器材等交給越南政府，訓練他們的軍隊，逐步移交。但拒絕定下限期。麥氏反對；要求立即無條件撤退，認為後果不必由美國來負責。

結果呢？那是一屆投白票特別多的選舉。

事後，跟美國友人談起。他夫妻倆都投了白票。當時完全不明白，請他們解釋。她說：如果我投共和黨，他們不設限期，有可能我們的泥足越陷越深。掉到泥沼中，就很難自拔。如果我投民主黨，那就太不負責任了，總不能這樣一走了之的。實在是個困局。

那乾脆不投不就可以了嗎？

白票具有深層意義

不行。我們的祖先，奮鬥了多久，流了多少血，才爭取到今天─讓我們有投票的權利。絕不能放棄。何況，那也是我們的責任。他們異口同聲似的。

後來才明白到，為甚麼白票也當去投。從民主權利說，投票權，是我們最大的政治權利。不是常常可以行使的。從個人表達說，我不蓋印選人，是因為我對參選者都不滿意。但我知道自己該盡公民責任，也明白到，投票，是一種具體的參與。同時，這又給年輕人起了示範作用。儘管你的票並不落到任何人手中，但投票行為本身，就表達了公民素養，也表示了你的責任感。

白票是廢票，因為它不能算進任何人的票囊。

白票不是廢票，因為它本身具有更深的意義。

爭頭獎的責任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5月24日論壇版)

不久以前，在一個電台節目中，行政會議成員夏佳理，和別人討論香港政改方案時，打了某種比喻。他說他明白，多數香港人希望有普選。既然頭獎拿不到，拿個安慰獎也好吧？反正你沒有損失的。何必拒絕？拒絕了，甚麼獎都拿不到，有甚麼好處？

言猶在耳。政務司司長唐英年，到老牌名官立中學演說，推銷同一政改方案。同樣打了個相近的比喻：你考試希望取得甲等成績。但甲等取不到，那取個乙等，總比甚麼等都取不到來得強吧？

網絡上，談論的多得很。嬉笑怒罵的佔多，冷靜思考的很少。這個時候，尋求某類發洩，無可厚非。這倒不是我要談的。我想到的是：假如他倆可代表政府高層的看法，那反映了一點：他們了解到，政改像爭獎，有頭等二等的區分。乙獎，當然不如甲獎。

問題是：為甚麼向大家推安慰獎而不是頭獎？安慰獎，不是真正的獎，只是聊勝於無的東西。

從來聽到的回答是：因為獎項不是香港政府頒發的。你要，只得退而求其次了。

那不是個好答案。

不必繞圈子。我的看法很簡單。身為香港人的政府，你有責任為他們取得最好的。要嗎你盡最大努力（不是略盡綿力），給大家爭個最大的獎盃；要嗎你老老實實告訴主事單位：你不拿出正式的獎牌，我就不來參賽了；社會付出那麼多，並不是衝着安慰獎來的。

固然，很多時候，人盡了力，並不保證就一定取得他追求的。總要問心無愧。我盡了責任，費盡了勁，拿不到勝果，觀眾還是會給我聲掌的：不是因為我贏了，而是因為我做了我所能發揮的最佳表現。

我們政府上下人等，有盡了力─重複：盡了力─給我們這個「世界都市」爭取民主嗎？如果有，怎麼大家看不見？如果沒有，你怎麼面不紅、心不跳、厚着臉皮，叫我們好的不拿拿糟的？

吳美蘭老師要求選舉她自己的領袖。她當然知道，那要求，不見得就會實現。她盡了力，也盡了為人師表的本份，給社會上了一節公民課，贏得了千千萬萬人的鼓掌。

請不要告訴大家，你不明白這個。

世博的瓜皮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5月10日論壇版)

街頭巷尾，人人都在說「世博」。

多數人拍手叫好。「你沒有看過，怎知是好？」如果這樣問，很多回答是：地方夠大，場館夠多。光看介紹，就知道好啦！想深一層，不無道理。這個大和多，是我的。你要看，就來我這裏看好了。北京奧運，是百多年來首次「四夷來朝」。上海世博，也是個「萬邦歸漢」了。

舊上海，十里洋場，卻是租界林立。中國人，在自己土地上，要守外國人的規矩；因為列強在華，有治外法權。新上海，外國人來到中國的土地上，就得守中國的法律了。文化意識上，這大大滿足了一般人的自尊感，儘管不無虛榮自大成份在內。

世博開幕前後，大家在螢光屏上見到的，應該不少。能自省的，恐怕不多。

多年前，尤德當香港總督。同學媽媽是樂迷，每碰上好節目，一定不錯過。有一次，在中環大會堂輪候買票，前面站了一個衣着樸素的洋婦，也在排隊。大會堂負責人特別跑出來，與她寒暄，並示意她先上前購票，洋婦堅持排隊。事後知道，她是尤德夫人。她並沒有說：「你不知道我是××太太嗎？」

鏡頭所見，公安負責維持秩序。人龍中有不守規矩的，給勸喻排隊時，反唇相稽，然後照樣「越位」而去。

很多朋友會到過公眾場地，聽音樂會或參觀表演。在香港，節目開始前的「友好提示」，大家都耳熟能詳了。也許我錯過了很多，但就所見，公然拿起閃光機拍照的，絕無僅有。

鏡頭所見的，是怎樣的景象？

每年的書展，每天「開門納客」以前，外面都排着長長的人龍。從沒有見過，鈴聲一響，人人立刻爭先恐後，推倒保安員，打衝鋒般往前湧的。

鏡頭所見的，又是怎樣？

你牽着小狗上街走走，總帶着一卷廢紙甚麼的，以防狗兒撒野，你得善後。道理不說自明。

鏡頭所見，女人牽着小女孩，在吃瓜。女孩吃完後，瓜皮扔在地上。場地人員過去看究竟。她說：孩子小，不懂事。就丟了。

這也叫道理？

不要說我滅自己威風，一個國家的威風，不是靠大靠多，就可以招回來的。

這些日子都應銘記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4月27日論壇版)

「四月四日兒童節，爸爸送我小飛機。」

這是我兒時上學，小學課本上寫的。記得清楚，因為爸爸真的送了我小小的紙飛機。多年來，告訴年輕朋友，都說我打誑：從來沒聽過有四月四日的兒童節。

三星期前，在《蘋論》的〈兒童節感言〉中，作者明白提到了這個日子。

我沒有打誑。

失憶的年代

也許，在這個失憶的年代，我們的年輕人都不必理會老人癡呆症了。他們很早就失憶了。

不要只說四．四。剛過去的三．二九呢？

縱使你不理會「青年節」甚麼的，你起碼該記得，那是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日子。沒有黃花崗之役，你或者還拖着辮子，做着大清子民。

跟着的十．十呢？是不是因為今天說「雙十」，是政治不正確，所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大日子，也一併失憶了？曾經在這個欄上，寫過一篇「辛亥失憶症」。到今天，沒有改變。

還不只呢。九．一八又是啥？

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，駐瀋陽的日本關東軍，炮轟北大營，事件轟動中外。史稱「九．一八」事變。年輕的朋友，你記得多少來了？《淞花江上》這首歌，就反覆提到這個日子。

「一．二八」呢？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日軍在上海生事，與中國第五軍和十九路軍爆發激戰。舉國震驚。今天的年輕人，有多少還記得？

我們沒有國殤日。如果有，用七．七作紀念日，也不會錯到哪裏。隨便問問馬路上的中學生，看看有多少人能告訴你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在宛平城響起的槍聲，掀起了八年抗戰的序幕？看看有多少個年輕人，可以說出「蘆溝橋事變」這幾個字？

不，我不是近代史專家。但我相信，這些日子，人人都應銘記。不需要專家學者甚麼的。在通識教育高唱入雲之際，我們是不是應當好好告訴年輕的朋友，沒有一．二八、三．二九、四．四等等，他們的今天，會是怎樣的？

另一種復活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4月13日論壇版)

復活節在香港是個洋假期。說來也是「一國兩制」的特色吧。兩岸三地，就只有香港有這個假日。當然是拜英國人所賜。英國是基督教國家，復活節又是基督教的重大節日，英國人把它帶到香港，不足為奇。回歸後，這些「洋玩意」全部保留，也沒有人反對。

也不光是宗教的東西。俄國大文豪著書，用「復活」作名字。德國著名作曲家寫交響曲，也用「復活」作曲目。歐美世界的藝術創作，包括油畫、電影、短篇小說，等等，用上這個名的，實在很多。更不必說教會傳道的單張了。可見這個節日多受重視。

看看歐洲文明傳統。兩千年來，說復活的宗教人士，固然很多。不過，那倒不是教會的專利。文學家、哲學家的論述，在在都有。從基督教《聖經》記載的，說基督復活一事，他們引伸到人的良知、靈性，甚至其他精神層面的「復蘇」，或「重生」或「再生」的講法，都有。「浪子回頭」是「復活」；人犯錯，能痛改前非，也是復活，或重生。這些故事或教誨，中國都有；我們不用復活的說法罷了。

所以，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，原意也是「重生」。羅馬帝國亡後一千年，之所以叫黑暗時代，是因為他們覺得，那像是「死去」的年代；歐洲文明的根源──古代希臘的黃金歲月─直是失落了。所以，大家要恢復古典，也就是重新尋回滿有生命力的時代。於是亞里士多德的作品，又得到「再生」。

五四運動過後，胡適之曾經回顧，說那「偉大的新文化運動」，是「近代中國的文藝復興」。那是胡先生給五四塗上浪漫主義的色彩了。且不說新文化運動的功過，就只看胡適之錢玄同等人所提倡的，頂多是「啟蒙運動」。事實上，那是整個五四的大方向：新文化運動是，追尋德先生賽先生也是。都是向「新生事物」找，不是走「回頭路」。那一代的讀書人，並沒有要重新回到古代的泉源，找尋生命力。剛相反。「整理國故」的口號所開出的，不是重返古典智慧，而是要推翻──起碼是懷疑古人的東西。錢玄同是章太炎的弟子，卻自號「疑古玄同」。他印章上彫的，就是這四個字。

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和黑暗，國人似乎又有了新的「再生」。許許多多的人，紛紛回到古典的智慧上，重覓古人的經典，自己文化的根。

但願這是另一種「復活」。

新六軍碑柱在哪裏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3月23日論壇版)

五十年代中葉，台灣發生所謂機械化部隊「兵諫事件」。部隊司令是蔣緯國。孫立人將軍是他的直屬部下。孫將軍早歲軍校出身，保送美國著名的ＶＭＩ（維珍尼亞軍事學院，又名「南方的西點」）深造。歸國後，負責整編在印度受訓的新六軍。日寇投降後，軍隊從海路回國，經香港上廣州。當時有隆重軍禮。他的先頭部隊與英國的接收部隊，並列和平紀念碑前，舉行升旗禮。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和英國國旗，同時飄揚。在穗安頓期間，百姓為表揚，建新六軍碑。

碑，還在的。可不易見到。它的周圍，變成了髒亂的菜市場。碑柱上的刻字，全給小販的雜物布條蓋着。碑旁又蓋了公廁。聽說如果菜市場搬遷，碑柱會給拆掉。

不必講甚麼陰謀論。但孫立人功在國家，紀念碑柱應好好保存。今天這個樣子，是何道理？

兒時讀書，最愛聽老師講歷史故事。他們都是經歷過抗戰洗禮的一代，講近代軼事精采萬分。課堂上鴉雀無聲，多半是大家在聽得入神。好些時候，還教我們哼勵志歌曲，都是北伐前後到抗戰時期的。

「旗正飄飄，馬正蕭蕭。槍在肩，刀在腰，熱血似狂潮。」

「怒潮澎湃，黨旗飛舞。這是革命的黃埔。」

革命的黃埔？黃埔的歷史，有多遠了？怎麼就丟得一乾二淨？讓我說一則你猜不到的：「三民主義　吾黨所宗　以建民國　以進大同……」

當然知道：這是台灣的國歌。咦？世上有名「台灣國」的國家？她的國歌叫「三民主義」？不是，你說；正式來說，該叫中華民國國歌。不，那是後來的事。孫中山先生南下廣州，在黃埔創軍校，是訓練士官領軍北伐的。當時他用孫文本名，手書軍校訓詞，就是這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」。

對國人來說，近代歷史實在太多的血和淚。正因如此，我們更不能忘記。不久前，《廣州日報》報道，黃埔軍校同學會原址，變了酒吧。建築物受到破壞。很明顯，文物保護單位無能為力。

這是舊樓房改了樣子的問題？抑或是孫將軍碑柱的同一個問題：今天這個樣子，是何道理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