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參與幹啥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9月24日論壇版)

九月初，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，同院的調查與數據信息中心，聯同社科文獻出版社，發佈了《政治參與藍皮書（二○一二）》。研究調查的主持人下結論：中國人的實際參與水平低。

調查是否符合社會科學方法，分析是否客觀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據報道，覆蓋面包括十個省分，發放問卷有七千份，回收有效樣本也六千多。推想該有一定代表性。

某些重要數據是這樣的：「權利與參與途徑認知」的比率高達百分之六十四點七，而「實際政策參與」的比率只有百分之十一。還有其他指數，多少反映了是個認真的調查，例如有「政策的重要性認知」、「政策內容認知」、「政策過程認知」等項。研究人員表示，把所有項目指數合起來看，整體水平還是「偏低」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「政策參與意願」欄下，比率相當高；到了「實際參與」，就成了另一個世界。報告書結尾說，中國公民的參與模式，是「接受型」的。這是「說的好聽」了。
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研究政治行為的歐美學者，都集中在討論公民意識和公民行為上，主要反映在公民對公眾事務，尤其政治事務的關注程度，又願意行使公民權利（例如投票），承擔公民責任（例如作陪審員）等等。最初的統計研究，是用一系列項目，放在不同國家上——例如英國、美國、墨西哥、意大利等，看看各自的公民會有何等相同或相異的政治行為。後來，這類跨國比較研究，伸展到不同的國家。蒐集得來的數據，成了日後比較政治學的材料。

這類研究的結論，下得比較謹慎，也多少說明了「國情不同」的後果。反過來說，你希望得到某類國家的公民政治行為嗎，你得明白為甚麼那些公民樂意參與。

如果說，我們的公民有「意願」參與，卻不「實際」參與，那我們得問：為甚麼？多年前，香港有市政局，它的議員也是民選的。那些年，投票選市政局議員的人，很少。道理不難明白：當時大家覺得，可約制與發揮權力的，我沒資格選；我可以選的，無權又無制約力。那我參與幹啥？

假定當下掌政的認為，研究報告值得重視，假定他們覺得，中國人民當關心國是，當參與公眾事務；那他們就當好好明白，老百姓並非不想參與，而是不要參與。如是，我們得先解答「我參與幹啥？」這個問題。

蓋房子不能「依樣畫葫蘆」

(載〈南方周未〉2012年09月20日評論版)

沒有精神層面的撐持，物質成就不會持久發達

香港建築師羅慶鴻先生著有《政經建築觀》一書。裡面談的除了政經，還有其他。特別有意思的，是1982年羅慶鴻與建築學教授龍慶忠的一段對話。提到建築物有內外：表面的，背後的。龍慶忠先生說：表面是看得到的，背面是指看不到的。羅慶鴻就問：什麼是看不到的？龍慶忠先生答：「建築物是實體，思維是虛體；建築物是經過人的思維創造出來的。要認識人做的東西，便先要明白當時當地人的腦袋，才可知道他們為什麼、做什麼和怎樣做出來。」

幾年前，應邀到蘇州大學演講；講題是「芝加哥大學的人文傳統」。一說芝加哥大學，大家很容易聯想到的，是二戰時的「曼哈頓計畫」；再不然就是拿諾貝爾獎的李政道與楊振寧。李、楊兩位元都是芝大物理系的畢業生。那都是科學成就。科學成就，比較具體。配合突飛猛進的技術，上自載人上太空的器材，下至一般日用品器材，都是「實體」，都活活呈現在眾人眼前的，可觸可見，當然容易使人印象深刻。那成就背後的成因，是「虛體」。虛體，看不見，摸不著，容易受到忽略。可沒有了那虛體，就很難得出真正的實體。芝大堅持人文傳統的承傳，因為他們相信，沒有精神層面的撐持，物質成就不會持久發達。

反觀我們自己。改革開放以來，許多人都說要重新「認識西方」，但大都只看重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，特別是西方人在科學上技術上的驕人成績。好像值得我們借鑒的，只有過去兩百多年──從18世紀中葉算起。那以前的呢？多數無言以對。

那樣的「認識」，十分片面。工業革命，並不是平地起春雷，突然一下爆出來的。16世紀開始的「農業革命」，17世紀的「科學革命」、「產業革命」等，大力推動著社會的改變。尤其是17世紀的思潮洶湧，各類學說紛陳，人的思維受到很大衝擊。如果說這些是「近因」，我們不明白它，就不會好好瞭解工業革命是什麼一回事。

那還不止。科學發明來自人對自然奧秘的好奇。古希臘人探求自然之謎，並不在要發明什麼。他們給世人留下了珍貴的遺產：數學的、建築的、哲學的、文學的。從自然到人，到人創下的事物，都在他們的思索範圍。那樣的背景孕育了人的追求。如果我們不看那「虛體」，不明白當時當地人的腦袋，我們也許永不清楚知道為什麼有工業革命。叫這個作「遠因」，當不為過。

近期有好些學者認為，今天中國的窘境，是五四激烈反傳統的遺禍。正反意見大家都可以討論，不必在這裡討論五四運動的功過。但那一代讀書人提出的理念，追求德先生、賽先生並沒有錯。也許他們方向錯了，也許他們手段錯了。可目標呢？我看目標沒有錯。到了今天，我們仍須努力，那是另一問題。沒有那樣的追求，也就是沒有思維上的追求，那我們只會依樣畫葫蘆——蓋房子而不知房子背後的心思設計，怎會成功？

憂者與愛者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9月10日論壇版)

「位卑未敢忘憂國」。首在憂。

「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」。范文正公時代，憂君憂民就是憂國。

言憂者皆出愛，言愛者不必憂。所以「憂國」者與「愛國」者，相差可以毫釐可以千里。看看下文。

「有憂國者，有愛國者。愛國者語憂國者曰：汝曷為好言國民之所短？曰：吾惟憂之之故。憂國者語愛國者曰：汝曷為好言國民之所長？曰：吾惟愛之之故……憂國之言，使人墮頹放之志，愛國之言，使人生保守之思，此其所短也……用之不得其當，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。」這是梁任公的〈憂國與愛國〉。文章發表在庚子（１９００）前一年年底。距今百多年了，任公說錯了麼？

當年，慈禧密謀廢立光緒，維新派與保皇黨角力，外患日急，《馬關條約》剛簽了幾年。居此之際，任公能無感而發？

言短，正因知所不足，故憂之，望其反省並相互責善。言長，流於假大空，只為避免長他人志氣、滅自己威風而已。如此曰愛，是好是不好？置諸今日，在深圳河南北兩地，言憂者無頹放之志。在香港，反國教科者，不正因為憂其流弊，才挺身而出？言愛者卻盡是保守之思。固然，保守本身不必為錯，得視乎所保所守為何。今日支持國教科之保守，謂國民必當愛國家，必當孕育自豪感，等等。「必當」？難怪此輩不必憂國矣。

站在任公立場，不會以「愛國」者所出為「善言」；雖善言，「亦足以誤天下」。所以他在「天下」兩字後寫道：「為報館主筆者，於此中消息，不可不留意焉。」

那時沒有電台、電視；報章，就是媒體。在媒體發表意見，得謹慎（留意焉）。可今天的媒體，不以憂者所憂為報道，而稱反對者「受人唆擺」，是「紅衞兵行為」，實在諷刺。反對者所憂，在抗拒假大空，正懼子弟有一天像紅小兵！可這叫「不懂愛國」。

回頭看，百多年了。我們進步了多少？官方資助出版的材料，提到自己怎樣善，人家怎樣惡，是「愛者」言。不當自誇，應取彼之長、補己之短，是「憂者」語。

你是任公，你會是「憂國者」還是「愛國者」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