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陸的老師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9月07日論壇版)

一年多前，應邀往教師進修班上，談政治學的課題。當中一講，是討論法律的。記得我提到，中國的問題頗特殊，也不容易解決。民國初年，很多政府顧問，是歐洲人，特別多是德國人。我們的法律和軍事體制，很「德式」；但背景是「唐律」和「大清律例」，配上「六法全書」。夠複雜的。

中共建政後，因「革命需要」，採用了一大批「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」，顧不得與原來一套是合是不合。事情變得更麻煩。多年來，沒聽見有學者專家，把這個問題梳理一下，弄出一個有邏輯有連貫的系統來。

最近，北大法律教授賀衛方，在他的〈香港法治：大陸的老師〉一文中，談到這個繁雜問題，認為那「難以為法治確立一種穩定和清晰的模式走向」。因為麻煩的本源，來自各種「觀念和規範相互衝突」，而那樣的「內在矛盾難以化解。」

百多年來，在香港這片土地上行的，是英國的普通法。習慣法的背景，「先例」的約束力，控辯雙方可抗衡的互詰程序，陪審團的使用等，使這個地方的法律，有系統，上軌道。

賀的友人──深圳律師陳惠忠──到香港出庭後，很有感慨：「假如我們這裏有這樣公正的司法制度，那該有多好！」他說。賀自己也問：「為甚麼我們始終無法建立這樣公正的司法制度？同樣是中國人的社區，何以……大陸遲遲不能上軌道？香港能夠……提供怎樣的借鑑？」

一九二三年二月，中山先生到香港大學演講，自言其革命思想，來自香港。又說他自己的老家香山，距香港僅五十哩之遙，而兩地政府施政差異，有如雲泥。「外人能在數十年間在荒島成此偉績，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，乃無地如香港，其故安在？」國父的結論說，他「聞諸長老，英國及歐洲之良政，並非固有者，乃久經營而改變之耳！」

孫先生說的，是百年前的香港。小賀（借用章貽和語）說的，早今天的香港。區別是制訂，不是種族。我們有穩定和清晰的法律系統，也不是英國人一下子建立起來的。不數十年前，「大清律例」還生效，男人還可以名正言順納妾。不過，你很難能成功賄賂法官，也不能要求法官必須具甚麼黨派背景；掌權的──不論甚麼膚色血統宗教語言──也不能強法官怎樣判案，判了案你也不敢不執行。不然的話，我們不可能有司法獨立。

小賀說：「如何協調共產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之間的緊張」，是個「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」。

他要香港作老師。其實他不就是個好老師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