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8月10日論壇版)
前不久,賀衛方為文談中港兩地的法治問題,提到嚴復在英情況。覺得頗有意思,略為補充一二。
嚴復掌福建船政學堂。清政府派他出國,是考察船政。可惜他回國後,沒有受李鴻章重用,結果成名於著書立說,繙譯歐洲近世經典。那是後話。
同期赴歐的,不只嚴復一人。船抵英國,公使館派人往接船,又設宴招待全體「留學生」。時任清廷駐英公使的,是湖南人郭崇燾。用候補侍郎官職,獲派倫敦,成為中國駐外第一位外交人員。叫「大使」,是後來的稱謂。郭後更兼英法兩國公使。在英期間,目睹歐洲中國之別,知要富強,必須急起直追,大力改革。奏摺多言「西化」論,引起朝中保守派諸大臣不滿,把他調回,又不許回京。落得投閒置散返鄉的下場。固然是郭公使的不幸,更是中國的不幸。可惜,當時人都不那樣看。
公使館晚宴席上,郭與一眾「考察團人士」交談。顯然是言談間,嚴復有較特出的表現,故飯後郭氏獨留嚴復,兩人翦燭夜話。當時郭崇燾何以慧眼獨具,邀嚴君論西方政經,我們不得而知。賀文沒有談到的,是郭氏明知嚴君習船務,以備日後自建海軍時有材可用,但卻鼓勵他課餘多觀察英國政治經濟、風土人情,特別是要他到法院觀審。這,改變了嚴復的整個後半生。
嚴復返國,是一八七九年。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,卻從未受李中堂重用。他的日本同學伊藤博文和東鄉平八郎,卻成了日本現代化的大功臣。甲午戰後,他大受打擊;開始發奮譯介歐洲思想,尤其「英國何以得富強」這問題。最終強調,英吉利的強大,基礎在一簡單的原則:「法律觀念,公正不偏」。他要求清廷改革法律,用普通法作藍本。當然不獲「天聽」。
麻煩之源來自內部
他曾寫就〈擬上皇帝書〉,卻來不及上呈光緒。內言國之大患,在弱民智。力陳舉國問題,外力佔小;麻煩之源來自內部。所以所需者,非一點一滴的改革,而是上下整個觀念的轉變。要能與歐洲列強爭一日之雄長嗎?你得具備有活力的、動態的文化。你得創設一種政治制度,用司法公正作骨幹,使百姓心悅誠服。
賀衛方與友人同時覺得,深圳河兩岸都是中國人社會,為甚麼司法制度那麼不同。我想嚴復早就提供了答案,我們沒好好聆聽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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