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山之石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2月27日論壇版)

１９７０年，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蘇聯的蘇索尼津（A. Solzhenitsyn）。當時，莫斯科的《真理報》是這樣說的：那是個卑鄙的誣衊者，為了套取資本主義的髒錢，不惜玷污自己的祖國。

１９５８年，巴斯頓納克（B. Pasternak）得同一項獎。他的《齊瓦哥醫生》給列為禁書；油印鈔本卻在地下流傳。作品流到西方，給改編成電影，轟動一時。獲多項奧斯卡獎。當時，官方的「蘇維埃作家協會」說：他是個與世隔絕的隱士，沉迷在自我道德墮落中。

早就舉世知名的沙哈洛夫（A. Sakharov），是蘇聯「氫彈之父」。後來，他放棄了科學生涯，為人權自由呼號。１９７５年，得諾貝爾和平獎。當時，莫斯科電台說：他不是個東西，自以為重要；他寫的和說的政治論述，無非是為了取悅在西方的主子。

他們三個，都沒有親自往領獎。巴斯公６０年去世。８０年代後期，戈爾巴喬夫上台，推行開放的「自由化」政策。《齊瓦哥醫生》一書解禁，一紙風行。作者本人不光得「平反」，更進入俄羅斯作家的殿堂。

大鬍子蘇索公，給內部放逐到西伯利亞。７４年，《古拉格群島》在西方發行，克宮十分不滿，強行把他和夫人推上飛往西德的客機上，流放他。後來，他在波士頓郊外隱居多年。９４年，官方盛大歡迎他歸國─９０年已恢復他國籍。２００７年，俄羅斯總統普京，親自頒給他國家人道獎。

至於沙哈公，８０年給流放到伏爾加河畔的工業城高爾基（Gorky）。不許與外界接觸，尤其是西方記者。８５年，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，親自給他致電，邀他回莫斯科居住。前所充公的所有獎項榮譽，悉數歸還。８９年，他更入選為國會代表，立時發表演說，重申自由立場。大受歡迎。可惜同年底，因心臟病去世。今天，他的名字，在俄國的廣場街道博物館，隨處可見。在聖彼得堡，更立有他的銅像。

蘇索公的獎，是後來補領的。沙哈公的獎，是太太代領的。巴斯公的獎，是兒子在多年後才領的。

幾位得主，都受當時的蘇聯政府逼迫，都無法赴挪威赴瑞典領獎。他們付出了屈辱的代價，最終贏取得榮譽，還有世人─特別是他們自己同胞─的尊敬。

歷史，不一定重演。但他山之石，是否也可以拿來？

哪一種忠誠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2月14日論壇版)

二十多年前，劉賓雁寫了《第二種忠誠》，轟動一時。裏面提到三種忠誠。第一種：俯首聽命，從不質疑。第二種：有某種信念和原則，並願意為此而付出代價。第三種：有世故的算盤，為一己的利益而忠於掌權者；一旦擁權者換人，他的忠誠亦步亦趨。劉君推崇第二種，有點像古代的諫官：昏君本是賢君，誤入歧途而已；我乃諍諍諫友，縱使要面對厄運，還希望他改過。

劉君想到的，是人的問題，不是制度的問題。苦口婆心，也許能改人，但改不了制度。

「好公民」未必是「好人」

六十多歲的李君，幾個月前正式辭任國資委主任。據報道，他離職前曾說，要「感謝黨組織的多年培養……。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和雨露把我培養成人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使我開始從事領導工作，黨……把我推上高級領導幹部崗位。我自己評價自己是一個忠臣，忠於黨、忠於國家、忠於事業，為黨、為國家、為事業無怨無悔。」

言論是否屬實，不得而知。揆諸今天國情，大有可能。若然，他倒誠實的；起碼他沒有說忠於自己的良知。忠於黨和國，那是起碼的官樣文章，當然要說給「組織上」聽的。忠於事業，也就是忠於自己的切身利益，合理。

不過，同理，七六年前忠於主席為首的黨中央，七六年後忠於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，然後又忠於總設計師領導的黨中央，那又屬於哪一類的忠誠？忠誠，沒有界線的？

亞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學》，是古代希臘哲學的經典。在第三卷中，亞氏提到誰是公民的問題。跟着他問：公民，要忠於身處的城邦（國家）。然則良好的公民，是否就是堂堂正正的人？「好公民」和「好人」，是二而一的東西嗎？他的答案是：不一定；多數不是。很多例子說明，一個好公民，往往是個壞人。

納粹的艾克曼（Eichmann），是個典型例子。他忠於祖國、忠於黨、忠於領袖；他執行國家頒下的命令，不質疑，唯命是從。戰後的戰犯審訊中，他自稱忠誠的國家公僕。他忠實執行的責任，是屠殺無千無萬的猶太人。

如果不論國家性質，不問法律制度等是否合理，不管政策為善為惡，你都自詡忠臣；那麼，國家要你行惡，你照行不誤。就國家角度看，你是個好公民。但你也同時是個壞蛋。

胡菊人曾經說：我得先成就一個有良知、有正義感的人，我才能成就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。說得對。不然的話，任你選哪一種忠誠，都無濟於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