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井的科學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9月20日論壇版)

抗戰期間，在大後方的西南聯大中，朱光潛是知名的英國文學教授。他不少學生日後都發表了回憶錄。在談到朱教授時，都讚他教學認真，特別是他欣賞希臘人，說古代希臘人的求真態度，中國人不能及。又常常用神話為例，認為奧林匹亞諸神，在古典悲劇中很有「法力」，卻沒有左右哲學家科學家的堅執求真。

後來，他寫了〈對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〉。到今天，還是很多教科書中的範文。我常說，那是最有「科學精神」的一篇文章。木匠、藝術家、生物學家都有自己的看法。我們得明白，那是站在不同角度的「看法」；我們更要明白，不是所有看法，都是「科學」的。也許，他用文學家的角度，卻不囿於「談美」的述說，正是希臘精神的摹仿。

那倒不是說，古代希臘的科學家，就沒有猜想。他們有。但在大膽假設、小心求證的情況下，他們沒有把猜想當事實，更不會用「想當然耳」的方式，去推論幾何學的原理。因為，那不是求真。

外遊回來，從機場乘計程車返市區。司機叔叔搭訕，就和他聊將起來。天放晴，他說過去兩星期，天氣很差，時有雷暴。據說，有人在本港上空，攝下ＵＦＯ（不明飛行物體）的影像，但無法確定是甚麼。

提到這個，他可興奮了。「外星人」，一定有，他堅信。為甚麼「一定」？當然啦，地球以外，星球之多，難以勝數。它們都演進了億萬年。如果地球有人，怎麼可能別處沒有人？比地球更適合生物生長的星球，一定有。

真要感謝自我中心（美其名曰人本）的電影與小說家，把一切想像中的外太空「高等物體」，都繪成有頭有軀有四肢的「像人事物」。於是人人都叫外星「人」。那不是以猜想為事實是甚麼？縱使從人的角度出發，界定甚麼是「生物」，又生物生存的必具條件，我們看到甚麼？所有能見的、從外太空拍回來的照片，沒有一幀見有「像人」的東西，就連「事物」也不見。那我們憑自己的想像──不是邏輯，就可以一口咬定，外太空眾多星球上，必然有「外星人」？

你沒有見過神，你可以相信神的存在。那是信仰，不是客觀科學。你沒見過飛碟，怎麼知道？是了，為甚麼一定是橢圓形的？莫不是媒體的渲染，假科學的流行，把我們的判斷力都弄歪了？抑或像朱光潛說的，我們都不是求真的一群？難怪五四追求的德先生我們固然沒有，就連賽先生也只在學院裏出沒，市井百姓是沾不上邊的。

司機叔叔，並不就是全民的縮影。像他那種想當然耳的態度，卻實在普遍。如果通識教育不包括訓練求真，那市井之見，就會成為科學。

大陸的老師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9月07日論壇版)

一年多前，應邀往教師進修班上，談政治學的課題。當中一講，是討論法律的。記得我提到，中國的問題頗特殊，也不容易解決。民國初年，很多政府顧問，是歐洲人，特別多是德國人。我們的法律和軍事體制，很「德式」；但背景是「唐律」和「大清律例」，配上「六法全書」。夠複雜的。

中共建政後，因「革命需要」，採用了一大批「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」，顧不得與原來一套是合是不合。事情變得更麻煩。多年來，沒聽見有學者專家，把這個問題梳理一下，弄出一個有邏輯有連貫的系統來。

最近，北大法律教授賀衛方，在他的〈香港法治：大陸的老師〉一文中，談到這個繁雜問題，認為那「難以為法治確立一種穩定和清晰的模式走向」。因為麻煩的本源，來自各種「觀念和規範相互衝突」，而那樣的「內在矛盾難以化解。」

百多年來，在香港這片土地上行的，是英國的普通法。習慣法的背景，「先例」的約束力，控辯雙方可抗衡的互詰程序，陪審團的使用等，使這個地方的法律，有系統，上軌道。

賀的友人──深圳律師陳惠忠──到香港出庭後，很有感慨：「假如我們這裏有這樣公正的司法制度，那該有多好！」他說。賀自己也問：「為甚麼我們始終無法建立這樣公正的司法制度？同樣是中國人的社區，何以……大陸遲遲不能上軌道？香港能夠……提供怎樣的借鑑？」

一九二三年二月，中山先生到香港大學演講，自言其革命思想，來自香港。又說他自己的老家香山，距香港僅五十哩之遙，而兩地政府施政差異，有如雲泥。「外人能在數十年間在荒島成此偉績，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，乃無地如香港，其故安在？」國父的結論說，他「聞諸長老，英國及歐洲之良政，並非固有者，乃久經營而改變之耳！」

孫先生說的，是百年前的香港。小賀（借用章貽和語）說的，早今天的香港。區別是制訂，不是種族。我們有穩定和清晰的法律系統，也不是英國人一下子建立起來的。不數十年前，「大清律例」還生效，男人還可以名正言順納妾。不過，你很難能成功賄賂法官，也不能要求法官必須具甚麼黨派背景；掌權的──不論甚麼膚色血統宗教語言──也不能強法官怎樣判案，判了案你也不敢不執行。不然的話，我們不可能有司法獨立。

小賀說：「如何協調共產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之間的緊張」，是個「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」。

他要香港作老師。其實他不就是個好老師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