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的最後防線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8月24日論壇版)

大法官的後輩觸犯刑事，給送將官府，案件交小法官審理。小法官按檢察部門提出的控罪，行使法官權力─當然包括酌情權，定下刑罰，並說明理由。

事本平常。只因「輿論」認為量刑太輕，表達不滿，眾口一詞，咬定是犯者的「後台」關係，才獲輕判。這種「想當然耳」的指摘，毫不合理，除非能夠證明，在類似情況下，被告沒有「後台」，法官量刑殊異。看來此非事實。

在我們的制度下，檢察部門認為量刑或審訊程式不合理，可以提出上訴，交高一級法院審理。可他們交回原訊庭，要求原審法官「再考量」。這更不合理。社會可以不滿意法院的判決：在任何國家，此屬家常便飯。社會不能假設，法官判案不考慮清楚，用和尚打傘式去量刑。如果認為，某罪的法定刑罰太輕或太重，你可以修改法律；但法治社會，法院是「最後的裁決」，定下的東西，大家得遵守。

何況，法官判案，是根據控方提出的控罪，又控辯雙方的證據，來決定的。法院不能憑民間耳語或網上圖像來定案。假定說，甲傷害了乙的身體，控方告他「不小心傷人」，而不是「故意傷害他人身體」，那麼法官只能憑「不小心傷人」罪來量刑，儘管民間可能覺得，甲是「故意傷人」。反過來說，使法官不據控罪量刑，那法官是濫權了。法院必須獨立，但不能濫權。

猶有進者。事發後不幾天，某報章提出說，我們有必要重新考慮「司法是否應該獨立」。理由是：民主社會，以多數意見為依歸。既然「輿論」（多數意見）已出，而法官竟然「逆」輿論而行，那麼司法獨立就不民主、不合理了。

記得小時候，看西部片《勾魂樹》。故事說早期的美國西部城鎮，事事未上軌道。很多時候，民眾給挑撥起，就群情洶湧，拿着火把，蜂擁到鎮長前，要抓出關在鎮所裏的疑犯，未經審訊就問吊。鎮長得力排眾議，堅持先讓法官開庭定罪才可。實情是，那樣的鎮長，有時成功，有時失敗。

如果法官得順從多數意見，而不謹守崗位，依法行事，那法官是失職的。先勿論輿論並不一定對，縱使它是對的，也不能由它來決定法律，否則就是輿論審訊了。如是，我們不必有獨立的法官，也不需要法院。就讓「群眾意見」來公審好了。法院獨立，正正要法官不受一時一地的民意來斷案。法官判案，不見得都合當時人的「胃口」，但必須有獨立的司法系統。其他任何的選擇，一定更糟。因為，那是文明社會的最後防線。

賀衛方與嚴復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8月10日論壇版)

前不久，賀衛方為文談中港兩地的法治問題，提到嚴復在英情況。覺得頗有意思，略為補充一二。

嚴復掌福建船政學堂。清政府派他出國，是考察船政。可惜他回國後，沒有受李鴻章重用，結果成名於著書立說，繙譯歐洲近世經典。那是後話。

同期赴歐的，不只嚴復一人。船抵英國，公使館派人往接船，又設宴招待全體「留學生」。時任清廷駐英公使的，是湖南人郭崇燾。用候補侍郎官職，獲派倫敦，成為中國駐外第一位外交人員。叫「大使」，是後來的稱謂。郭後更兼英法兩國公使。在英期間，目睹歐洲中國之別，知要富強，必須急起直追，大力改革。奏摺多言「西化」論，引起朝中保守派諸大臣不滿，把他調回，又不許回京。落得投閒置散返鄉的下場。固然是郭公使的不幸，更是中國的不幸。可惜，當時人都不那樣看。

公使館晚宴席上，郭與一眾「考察團人士」交談。顯然是言談間，嚴復有較特出的表現，故飯後郭氏獨留嚴復，兩人翦燭夜話。當時郭崇燾何以慧眼獨具，邀嚴君論西方政經，我們不得而知。賀文沒有談到的，是郭氏明知嚴君習船務，以備日後自建海軍時有材可用，但卻鼓勵他課餘多觀察英國政治經濟、風土人情，特別是要他到法院觀審。這，改變了嚴復的整個後半生。

嚴復返國，是一八七九年。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，卻從未受李中堂重用。他的日本同學伊藤博文和東鄉平八郎，卻成了日本現代化的大功臣。甲午戰後，他大受打擊；開始發奮譯介歐洲思想，尤其「英國何以得富強」這問題。最終強調，英吉利的強大，基礎在一簡單的原則：「法律觀念，公正不偏」。他要求清廷改革法律，用普通法作藍本。當然不獲「天聽」。

麻煩之源來自內部

他曾寫就〈擬上皇帝書〉，卻來不及上呈光緒。內言國之大患，在弱民智。力陳舉國問題，外力佔小；麻煩之源來自內部。所以所需者，非一點一滴的改革，而是上下整個觀念的轉變。要能與歐洲列強爭一日之雄長嗎？你得具備有活力的、動態的文化。你得創設一種政治制度，用司法公正作骨幹，使百姓心悅誠服。

賀衛方與友人同時覺得，深圳河兩岸都是中國人社會，為甚麼司法制度那麼不同。我想嚴復早就提供了答案，我們沒好好聆聽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