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制轉化的博弈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7月27日論壇版)

二ＯＯ九年的香港書展，在「名作家講座系列」中，請了林毓生作講者。毓生是我的學長；較早前在芝加哥讀書的同學，多半認得他。我們屬於不同的系，卻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，同有一份執着。他在社會思想系畢業後，幾十年來，進該系的中國學生，有；讀書到畢業的，很少。

（一般中文媒體，都按人家的英文名稱硬譯，把它叫作「社會思想委員會」。人人不明所以，以訛傳訛，就跟着叫委員會。其實不好。不過這不是我要討論的，暫且不說。）

在一次訪問上，毓生兄提出了「建設法治、公民道德、公民社會」三點，認為是中國走上憲政民主的基石。「公民社會」是組織。「道德」是內涵。「法治」是制度。他好像說那是「三位一體」的東西，不能分割的。缺一不可。

憲政民主，是個很好的概念。純粹用民主而不配合其他，很危險。要求憲政，即是說現在走的路不是憲政，必須回到憲法基礎上才行。早前說過，「回歸憲法」不可行：今天的憲法，不能給你所期望的「憲政」。不然的話，也不必弄甚麼「零八憲章」了吧？這得好好思考。

感興趣的，是他提出「建議法治」這東西。意思很簡單：總工程師開創了經濟特區、特別行政區。體制內有魄力的人，可以更進一步，成立法律特區，做個實驗，一步一步廢止不人道的法規，推行符合法治精神的治理方法，設立基本人權，培育程序保障。到時機成熟，推向全國。

我看更簡單：這樣的特區，已經有了。普通法在香港的多年的實驗，可說成功。香港人（我不能代表所有香港人說話，但相信多數人會有這個共識。）大體上認為，我們是個法治社會。我們的司法獨立；我們的法官沒有黨派性質，也不跟着行政指令起舞。合理的程序保障，我們有；不人道的法規，我們盡力去除。人權保障也許不很完美，但起碼，我們負責治安的部門，不隨意粗暴，或者是憑個人喜好濫用權力。我們的整體法律制度，有缺點；放在現代文明的標尺下嗎？可絕對及格。兩岸三地的法律實驗，平心靜氣說，香港得分最高。這倒不是「賣花讚花香」的玩意呢。

這樣的司法系統，說是「成熟」的不為過。但要求體制內的官員有那麼大的作為，把它推向全國，怎麼辦？光是設立一個像廉政公署那樣的機構，都阻力重重，所以遲遲未能起步，何況整個司法制度？

毓生兄說，讀書人要謀求政治轉化，得與權力博弈。但願他的博弈成功。

風範猶存的陳樂民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7月13日論壇版)

二ＯＯ五年夏天，巴黎大學歷史學教授史傅德（F.E. Schrader）（德國人），來到北京，與他的丈人陳樂民先生對談。題目是「啟蒙精神．市民社會」。後來談話錄音整理成書。陳先生那時身體不好，仍奮筆疾書，完成了他的「啟蒙札記」二十六篇。天假以年，他一定會寫下去。

談的寫的，都是「啟蒙」，可見陳先生對啟蒙的愛慕和堅執。他要承先的，是歐洲理性時代的啟蒙精神，主要在十八世紀；但他談的人物，上下多推一百年。他要啟後的，是怎樣使啟蒙精神在中國開花。習西學，卻用毛筆小楷寫作。這就是中國社科院歐洲所前所長陳樂民。

很可惜，陳先生在Ｏ八年底謝世。去世前的一段日子──從八月中到十一月杪，他用日記體寫下了某種「心聲」，自己先定下了名號，叫「給沒有收信人的信」。信，是寫給人看的；不用收信人，我猜是他不要給人惹麻煩吧了。

讀他的信，也像給我們上一門啟蒙課。他臨終前，希望我們聽到甚麼？

第一篇就說，這些信，都用繁體字書寫，說是「為了自娛」。日期是八．十四。差不多一個月後，自稱「對民眾的啟蒙，念茲在茲。」（九．十一）跟着看到「奶粉事件」，教他想起國民性問題，說那「確實是幾千年積淀下來的歷史問題。『啟』這部分龐大人羣之『蒙』，是一件看不到頭的『工程』。」覺得「無可奈何」。（九．三十）他批評提出「文化自覺」而排外的人：「因為『文化自覺』既談『自覺』於我們的古老文化中的『美』，更應談『自覺』到我們傳統文化中的『醜』。而那些久久遺害於社會和人心的『醜』，正需要借助於外來文化中的『美』來加以滌蕩、淘洗。」（十．十八）

最有意思的是，在最後（十一．廿一）一封信中，他繪下了自己的一生，說有四次大轉變。二十歲以前，當封建舊禮教的孝子賢孫。四九年，一夜之間，變了中國共產黨的信徒，卻發現沒有了自我。八十年代的第三階段，找回了自我，既否定孝子賢孫文化，也「決絕地揚棄了對……的正確性迷信。」（出版社「避諱」，用上破折號。原來是甚麼，大家不妨猜猜。）跟着說：「我越來越成為『西化』論者；認為，救中國非向西方學習不可，渴望中國的前途是民主和自由的土地。」最後階段是要把西方文明看作歷史哲學。而領港人，是康德。

陳先生是歐洲思想史專家，研究了多位大師級人物。心儀康德，厭倦盧梭，自認與伏爾泰一樣：「不可能認同任何以高尚的名義實行踐踏自由的暴政。」

哲人已萎，風範猶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