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針：費煞思量的結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1月04日論壇版)

如果政府是個大保母，照顧孩子事事周到，孩子永遠長不大。就像小孩跌倒在地，父母當訓練他自己重新站起來，不必每次都扶他一把。這應該不難明白。可是社會黨人，甚至一般社會主義者，都不太明白這個道理。他們都覺得，國家給你安排一切，有甚麼不好？你在何處出生，進何等學校，畢業後在那兒工作，住甚麼房子……你不用操心，都替你「打點妥當」了。沒有自己的選擇？不打緊；人人都沒有選擇的。眾生平等。當然，除了當官的。

遇事哭着求助政府

這樣的制度，弊病之多不用說；政府一天當全職保母，孩子就一天有軟蹄症，不能獨自站起來。諷刺的是：這個保母的比喻，是引述上海一份報章的；而上海，是當今天下最大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大城市！

要解脫這個「溫情枷鎖」，大體上說，只有兩條法寶：一就保母逐步減少呵護職責，一就小孩逐步掙扎着成長。前者比較不容易；因為，按着它的本質，政府就是這麼一頭怪物。它的用心未必不良好；兼且，這跟甚麼主義、甚麼識型態關係不大。後者本來不難做到，但對我們來說，可困難重重。

不必說我們文化心理上，是不是從來這套東西拉得太緊，加上儒教家庭的長期薰陶，使大家都患上了「廣場恐懼症」，沒有勇氣自己面對曠野。就觀察日常生活事例吧。俗語說的一哭二鬧三上吊，天天在上演。有事嗎，就哭着臉，向政府求助。這個「事」，不必是甚麼大災難，就雞毛蒜皮的小事，也不例外。

永遠沒法擺脫依賴

前不久，在藝術發展部門競選音樂界代表的，異口同聲「要求政府」作甚麼甚麼。在台灣，在香港，在內地，各式各樣的「苦主」，不約而同的找政府「哭訴」。就連譚衛兒也看不過去了，認為實在不該「沒有工作，找政府；生活困難，找政府；投資出問題，找政府；總之有疑難，找政府。」這樣，做孩子的，永遠沒有辦法擺脫依賴；做保母的，永遠沒有可能放輕包袱。如果這不是惡性循環，請告訴我甚麼才是。

自由社會，也許沒有甚麼優異；但比起集權社會，它起碼有一點好處：人民有選擇的權利，政府職能多少受約制。所以在制度選擇上，我們好歹有個比較。至於說，文化深層的結怎樣才能解脫，那才費煞思量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