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針：面目無光的國民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1月17日論壇版)

○八年亞歐經濟峯會在北京召開前夕，歐洲議會把沙哈洛夫獎（Sakharov Prize，歐洲最高人權獎），頒發給已身陷牢獄近一年的胡佳。有論者認為，因為不服氣中國人在奧運拿的獎牌多，歐洲人故意的。言下之意，那是要跟你抬槓了。我不知道這是那一路子的邏輯。

中國指摘干預內政

官方的反應，不難預測。公告上總有「損害中國人民的感情」字句。冷靜想一想。假如與中國官方措施不合的舉動或批評，都是干涉內政，都損害十三億人的感情，那任何國家都不能對其他國家的行為，表達也許是逆耳的「忠言」了。十三億人的感情，真的就那樣脆弱麼？多年前，北愛局勢動盪，英國施行緊急法，使當地警方可考慮「拘留不必起訴」，這受到歐洲和美國並不客氣的批評。美國把「嫌疑犯」押在古巴的基地，受到了不少的指摘。怎麼從不聽到說，批評者傷害了英國人民美國人民的感情了？

還有，胡佳自己就說他不懂政治，只要公正和道義。他參加了不少團體，有維權的，也有環保的，助愛滋病者的。不強調意識。不挑戰執政權威。有記者說他只是「用中國公民的憲法權利來維護……他自己所相信的正義、道德和良知。」因此，他受到很多冤屈與苦楚。這也許都是事實。不過，說這些志願組織因為不談政治問題，只實踐憲法權利（憲法權利不是政治問題，是甚麼問題？），「發揮普世價值中的人道精神，救急扶難，展現公民社會中的公民力量」等，就有點問題了。

曾經在這個欄上說過，媒體朋友所說的普世價值，並不那麼普世的，起碼很多中國人就不認同。「普世價值」、「公民社會」這些詞彙，都是外語的中譯；也是說，在中國意識的本源裏，是沒有的。其次，把人道精神、救急扶難形容作公民社會的道德發揮，那是把「公民社會」浪漫化了。公民社會本身，並不是道德組織，也沒有義務去救急扶難的。如果慈善機構、環保組織、救災團體合起來，就是公民社會，那我們早有了，何必還在慨嘆沒有公民社會？抑或我們把自己的道義觀念，投射到它身上？

其實沒有公民力量

至於說，胡佳與高耀潔等，是胡溫體制的支持者，是和諧社會的先鋒；那適足以反映出，我們其實沒有公民力量。如果愛滋病要靠一個高耀潔來抗，如果公義要靠一個胡佳來爭，如果釣魚台要靠一艘保釣號來護衞，如果屬於十三億人的事，要靠個別同胞去單打獨鬥來做，那麼，身為國民的我們，面目沒有光彩；這些國民組成的國家，也不見得有甚麼好希望。

探針：費煞思量的結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1月04日論壇版)

如果政府是個大保母，照顧孩子事事周到，孩子永遠長不大。就像小孩跌倒在地，父母當訓練他自己重新站起來，不必每次都扶他一把。這應該不難明白。可是社會黨人，甚至一般社會主義者，都不太明白這個道理。他們都覺得，國家給你安排一切，有甚麼不好？你在何處出生，進何等學校，畢業後在那兒工作，住甚麼房子……你不用操心，都替你「打點妥當」了。沒有自己的選擇？不打緊；人人都沒有選擇的。眾生平等。當然，除了當官的。

遇事哭着求助政府

這樣的制度，弊病之多不用說；政府一天當全職保母，孩子就一天有軟蹄症，不能獨自站起來。諷刺的是：這個保母的比喻，是引述上海一份報章的；而上海，是當今天下最大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大城市！

要解脫這個「溫情枷鎖」，大體上說，只有兩條法寶：一就保母逐步減少呵護職責，一就小孩逐步掙扎着成長。前者比較不容易；因為，按着它的本質，政府就是這麼一頭怪物。它的用心未必不良好；兼且，這跟甚麼主義、甚麼識型態關係不大。後者本來不難做到，但對我們來說，可困難重重。

不必說我們文化心理上，是不是從來這套東西拉得太緊，加上儒教家庭的長期薰陶，使大家都患上了「廣場恐懼症」，沒有勇氣自己面對曠野。就觀察日常生活事例吧。俗語說的一哭二鬧三上吊，天天在上演。有事嗎，就哭着臉，向政府求助。這個「事」，不必是甚麼大災難，就雞毛蒜皮的小事，也不例外。

永遠沒法擺脫依賴

前不久，在藝術發展部門競選音樂界代表的，異口同聲「要求政府」作甚麼甚麼。在台灣，在香港，在內地，各式各樣的「苦主」，不約而同的找政府「哭訴」。就連譚衛兒也看不過去了，認為實在不該「沒有工作，找政府；生活困難，找政府；投資出問題，找政府；總之有疑難，找政府。」這樣，做孩子的，永遠沒有辦法擺脫依賴；做保母的，永遠沒有可能放輕包袱。如果這不是惡性循環，請告訴我甚麼才是。

自由社會，也許沒有甚麼優異；但比起集權社會，它起碼有一點好處：人民有選擇的權利，政府職能多少受約制。所以在制度選擇上，我們好歹有個比較。至於說，文化深層的結怎樣才能解脫，那才費煞思量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