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情論《憲章》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1月12日論壇版)

剛一個月前，在內地的網頁上，出現了一份叫《08憲章》的文件。就表面看，應該是個集體執筆的東西，發表前在某些讀者中流傳，然後聯署發佈。只不過因為事後當局抓了劉曉波，大家就聚焦在他身上，把他當成了起草人。（這份文件流傳很廣，讀者有興趣大可找來看看。）

文件並不霸道

文件發表後，海外很快有了反應，支持論點的聲明見報。還沒有聽到反對的聲音。那樣的聲音，在國內就凌厲了：斥罵、打棍子，統統上場。

是怎麼一回事？

文件，我倒認真讀過。平情而論，從措辭到申論，十分溫和，沒有半點激進的火藥味。固然，如果你是當局，又患了刺蝟症，任何不合脾胃的東西都容納不下，那無話可說。我們是旁觀者，只能站在老百姓位置上就事論事。「不以人廢言」：這是我國的古訓。

說是「憲章」，其實不大像。假如大家還記得，多年前曾經轟動一時的大字報「中國往何處去」，又稍後的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」這兩篇的話，那麼你可以說，《08 憲章》只是站在今天的人，嘗試用今天的角度，來回應這老問題。文件並不霸道。它並沒有說那是唯一的角度；它是一群稍有文化良知的讀書人──文盲大概不會在上面簽字，提出一些近乎「常識」的平實觀點，用上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權，加上中華聯邦等字眼，如此而已。這類字眼，不是已經路人皆知的嗎？除了聯邦的建議，其他的，不是胡溫演說辭中早已見到的嗎？就是聯邦，也頂多是個「建議」，拿出來討論的，那也是罪過嗎？幹嗎大驚小怪的？莫不是人人都患了視思聽覺綜合失調症？緊張甚麼？

連基本都沒有

一九四七、四八年，中共組織的學生運動，說要反飢餓、反內戰，叫出了「軍隊國家化」，「開言禁」，「結束一黨專政」等口號。當然是未掌權以前向國府提出的。不想六十年後，同樣的要求，是喝共產黨奶水大的一批人，向當局提出的。着實諷刺。勞思光先生多年前寫了一本書，叫《歷史的懲罰》。看來，這也是另一種懲罰了。歷史，給我們中國人開了個絕不好笑的玩笑。

戴晴接受訪問，認為文件所表達的理念「太基本了」，起草人「覺得中國連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都沒有」，「算甚麼現代社會？」

咦，要大家好好正視憲法的問題，在整整一年前，我不是已經在這裏提出了？

探針：這樣的副總統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2月29日論壇版)

環顧全球，用總統職稱代表國家元首的，為數不少。不叫總統叫主席、大統領甚麼的，性質也差不多。一般來說，當總統的總有個副手，不管叫副主席、總理、副總統還是其他。

很長一段時間，大家把副總統看成一個虛位，好像只是聊備一格的傢伙；總統本人在任內不去世，第二把手就是個點綴品，既起不了作用，反而更像花瓶。又或者，他只會代表「頂頭上司」到外應酬，要不然就出席儀式甚麼的。不涉決策。

這不能一概而論。快要卸任的美國總統布殊，幾年前決定出兵伊拉克。很多人相信，影響他最大的，是主戰派的副總統切尼。設想切尼本人不是健康與年紀問題，說不定會參選的。他是老布殊總統的手下，老布殊是列根的副手。尼克遜曾經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副手。詹森是甘迺廸的副手。

二戰後，當副手而要更上一層樓的，所在皆有。起碼在美國是這樣。按道理說，行總統制或者近似制度的國家，副總統參與機要，列席內閣會議，他不一定完全同意總統的政策，但應該很清楚了解上司的想法、方向，尤其在資源調動上是這樣。道理很簡單：萬一上司出了事──詹森匆匆宣誓就職就是明例，副手得扛起大旗。

固然，這還得看形勢。民國的副總統，地位就尷尬多了。李宗仁當副總統，其實是苦差。較近代的，像李元簇，從上任到離任，也沒有雁過留影。蔣介石去世時是「在位」的，所以副總統嚴家淦立即「上任」就職。嚴公早年是聖約翰大學的高材生，卻是個養晦韜光的人。他很快就「遜位」，把棒子交給行政院蔣經國院長。我們不必同意他們的做法，卻可以明白他們的處境。

剛離任的呂秀蓮，就沒有這個藉口了。她高姿態，也積極參與政事。在競選連任活動中，她與上司同時「中彈受傷」，一起送院。萬一陳水扁真的因槍傷而「無法履行總統職務」，根據民國憲法，她就得「上任」。

周前新聞報道，她看過檢控官的控書後，站出來指摘原上司。這就奇怪了。當了最親密戰友多年，你對他的勾當不置一詞，現在才來個棒打落水狗，實在不義。如果說，你對所有事情一無所知，現在來個「恍然大悟」，又實在不可思議。站在老百姓的立場，我們可不可以問：你這個副總統是怎麼當的？

但願以後都沒有這樣的副總統。

探針：不值得關心的平等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2月15日論壇版)

最近和學生談性別歧視的問題。回頭看看，才發覺到，在我們的社會追求性別平等，還是舉步維艱。

差不多二十年前，一批有平等意識的中大女老師，籌組出版一本「女性主義研究」的刊物。我當時就表示支持。公開贊成的男同事很少；大家以為那是伸張女權的激進東西（其實不是），都不表態。我成了給人取笑的少數派。

男尊女卑

過了不久，當年任立法局議員的陸恭蕙，提出《新界條例草案》，主張女性原居民有承繼權。我同樣表示支持。我們成了好友，那是後話了。

一段日子以後，《姊姊妹妹站起來》這齣話劇公演。有多少姊妹去捧場，又有多少真正「站起來」了，我不得而知。觀察到的，是中國的姊妹沒有站起來。

那倒不是說，西方的女性，就全部站起來了，和男性平起平坐了。十九世紀末，維多利亞女皇時代，女性仍舊受到壓抑。如果用今天的尺度來衡量，男女平權，是一戰後的事。女權運動的年代，有一幀漫畫，畫的是威爾遜總統的夫人詢問他：為甚麼我們女人沒有投票權？總統先生無言以對。就是有了投票權吧，在社會上，「平等」始終難見。女人有機會當律師當醫生當法官，甚或是部門主管，是七十年代才開始冒出的。

他們的女性，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尊嚴，付出了代價。我們呢？

再說。他們又怎樣看我們的女性？十八世紀啟蒙運動，是歐洲近代歷史上的大事。著名法國作家伏爾泰（Voltaire），給中國的事物稱讚得不得了。他沒有到過中國。比他稍前的法國男爵孟德斯鳩（Montesquieu），同樣沒到過中國。在著名的《法意》（嚴復的原譯名。近譯改名《論法的精神》）中，他論中國傳統家庭中的女性：沒地位，沒尊嚴。不懂甚麼叫平等。兩位都只從書本中取得中國的資料。孰對孰錯，讀者可以自己判斷。

代代因循

觀察一下日常的生活片段。你見到女人當媳婦，受婆婆的氣；女人當了婆婆，回頭教媳婦受氣。（當然，還因為男人的窩囊！）你見到一家人午茗，男人自顧讀報，女人追着小孩餵食，回來還得招呼男人。你見到半數的新界女性，不明白何以承繼權應該男女平等。

你又不是女人，那麼關心幹嗎？研究社教過程的學者告訴我們：媽媽，是幼童第一個社教主導人。媽媽本人不懂平等，她不會教導兒女追求平等。代代因循，我們永遠沒有性別平等，權利尊嚴平等。

男女不必事事平等，但尊嚴和政治權利必須平等。就這麼簡單。這不值得大家關心？

探針：不數豆子可以嗎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2月01日論壇版)

香港科技大學物理學教授吳大琪，兩星期前在這個版上，寫了一個數豆子的故事，也提到美國候任總統，給看作不數豆子的人。他數不數豆子我不知道；我們一天到晚，不斷在「科學化」地數豆子，我卻知道。當你要數豆子，你得假設豆子粒粒一樣，然後，你用數字來量一下你數了多少。典型的重量不重質。

半輩子的工作，都和大學中學攀在一道。在科技大學理學院開的課，最初的靈感也來自大琪。我們設計課目時，都「不科學」，都不數豆子。一所高等學府，如果事事都只看每年生產了多少數量的畢業生，而不是看每年培育了多少有素養的人，那麼她的「高等」十分有限。制訂教育政策諸公自己去數豆子，那還罷了；要中學大學的老師亦步亦趨，教育還有甚麼生機？

美德不被評核

我們更想出了「成效為本」的評核辦法，在不同等級的學府中推廣。如果成效計算，包括了「謙虛、自信、有崇高理想種種美德」，那也可以。（當然，這是個沒有理想的年代。大學畢業生投身社會，給人的印象是缺乏謙虛，卻過度自信。）可大琪準會失望，因為他期望的這等教育目標，都不列席。評核表的設計，據說都是「以量為本」的。不能量化的，都不科學。

所以，中學老師的進修，用小時算，方便量化。大學教授的文章書本，除了要用字數（豆子）來算，也要用參考書目（另一類豆子）來算；好像說，你的作品參考資料不多（豆子不夠），一定不是好東西似的。但作者本人的才華，他的洞悉力，他的分析睿智，怎樣「科學地量化」？難怪很多人都說，從司馬遷到梁啟超，從柏拉圖到尼采，活在今天，一定拿不到博士學位他們的著作，沒有旁徵博引，沒有列出大量考資料。說直接點，是沒有豆子。

文化教育不足

吳文在結束時這樣問：「為甚麼我們不滿足住得好吃得飽，還要求有音樂、戲劇、書本這一類可有可無的事物？」我看正正因為這個「我們」為數太少，因為文化藝術都不能靠數豆子來「製造」的。試想如果這個社會很多人都認為，音樂戲劇書本這一類事物，寧可有不可無，那會是個很不同的局面了。在國際城市特質表現評分上，香港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分數，也不會那麼丟人了吧？

探針：面目無光的國民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1月17日論壇版)

○八年亞歐經濟峯會在北京召開前夕，歐洲議會把沙哈洛夫獎（Sakharov Prize，歐洲最高人權獎），頒發給已身陷牢獄近一年的胡佳。有論者認為，因為不服氣中國人在奧運拿的獎牌多，歐洲人故意的。言下之意，那是要跟你抬槓了。我不知道這是那一路子的邏輯。

中國指摘干預內政

官方的反應，不難預測。公告上總有「損害中國人民的感情」字句。冷靜想一想。假如與中國官方措施不合的舉動或批評，都是干涉內政，都損害十三億人的感情，那任何國家都不能對其他國家的行為，表達也許是逆耳的「忠言」了。十三億人的感情，真的就那樣脆弱麼？多年前，北愛局勢動盪，英國施行緊急法，使當地警方可考慮「拘留不必起訴」，這受到歐洲和美國並不客氣的批評。美國把「嫌疑犯」押在古巴的基地，受到了不少的指摘。怎麼從不聽到說，批評者傷害了英國人民美國人民的感情了？

還有，胡佳自己就說他不懂政治，只要公正和道義。他參加了不少團體，有維權的，也有環保的，助愛滋病者的。不強調意識。不挑戰執政權威。有記者說他只是「用中國公民的憲法權利來維護……他自己所相信的正義、道德和良知。」因此，他受到很多冤屈與苦楚。這也許都是事實。不過，說這些志願組織因為不談政治問題，只實踐憲法權利（憲法權利不是政治問題，是甚麼問題？），「發揮普世價值中的人道精神，救急扶難，展現公民社會中的公民力量」等，就有點問題了。

曾經在這個欄上說過，媒體朋友所說的普世價值，並不那麼普世的，起碼很多中國人就不認同。「普世價值」、「公民社會」這些詞彙，都是外語的中譯；也是說，在中國意識的本源裏，是沒有的。其次，把人道精神、救急扶難形容作公民社會的道德發揮，那是把「公民社會」浪漫化了。公民社會本身，並不是道德組織，也沒有義務去救急扶難的。如果慈善機構、環保組織、救災團體合起來，就是公民社會，那我們早有了，何必還在慨嘆沒有公民社會？抑或我們把自己的道義觀念，投射到它身上？

其實沒有公民力量

至於說，胡佳與高耀潔等，是胡溫體制的支持者，是和諧社會的先鋒；那適足以反映出，我們其實沒有公民力量。如果愛滋病要靠一個高耀潔來抗，如果公義要靠一個胡佳來爭，如果釣魚台要靠一艘保釣號來護衞，如果屬於十三億人的事，要靠個別同胞去單打獨鬥來做，那麼，身為國民的我們，面目沒有光彩；這些國民組成的國家，也不見得有甚麼好希望。

探針：費煞思量的結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1月04日論壇版)

如果政府是個大保母，照顧孩子事事周到，孩子永遠長不大。就像小孩跌倒在地，父母當訓練他自己重新站起來，不必每次都扶他一把。這應該不難明白。可是社會黨人，甚至一般社會主義者，都不太明白這個道理。他們都覺得，國家給你安排一切，有甚麼不好？你在何處出生，進何等學校，畢業後在那兒工作，住甚麼房子……你不用操心，都替你「打點妥當」了。沒有自己的選擇？不打緊；人人都沒有選擇的。眾生平等。當然，除了當官的。

遇事哭着求助政府

這樣的制度，弊病之多不用說；政府一天當全職保母，孩子就一天有軟蹄症，不能獨自站起來。諷刺的是：這個保母的比喻，是引述上海一份報章的；而上海，是當今天下最大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大城市！

要解脫這個「溫情枷鎖」，大體上說，只有兩條法寶：一就保母逐步減少呵護職責，一就小孩逐步掙扎着成長。前者比較不容易；因為，按着它的本質，政府就是這麼一頭怪物。它的用心未必不良好；兼且，這跟甚麼主義、甚麼識型態關係不大。後者本來不難做到，但對我們來說，可困難重重。

不必說我們文化心理上，是不是從來這套東西拉得太緊，加上儒教家庭的長期薰陶，使大家都患上了「廣場恐懼症」，沒有勇氣自己面對曠野。就觀察日常生活事例吧。俗語說的一哭二鬧三上吊，天天在上演。有事嗎，就哭着臉，向政府求助。這個「事」，不必是甚麼大災難，就雞毛蒜皮的小事，也不例外。

永遠沒法擺脫依賴

前不久，在藝術發展部門競選音樂界代表的，異口同聲「要求政府」作甚麼甚麼。在台灣，在香港，在內地，各式各樣的「苦主」，不約而同的找政府「哭訴」。就連譚衛兒也看不過去了，認為實在不該「沒有工作，找政府；生活困難，找政府；投資出問題，找政府；總之有疑難，找政府。」這樣，做孩子的，永遠沒有辦法擺脫依賴；做保母的，永遠沒有可能放輕包袱。如果這不是惡性循環，請告訴我甚麼才是。

自由社會，也許沒有甚麼優異；但比起集權社會，它起碼有一點好處：人民有選擇的權利，政府職能多少受約制。所以在制度選擇上，我們好歹有個比較。至於說，文化深層的結怎樣才能解脫，那才費煞思量呢。

探針：癡人的夢話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0月20日論壇版)

要有健全的國家
必先有健全的國民
要有健全的國民
必先有健全的體格

小學體育老師的教誨，語重心長，到今天不敢忘記。今天，我們的體育老師，還懂這個？健全的體格，道理上不難做到；中小學好好訓練就是了。家長不得放縱溺愛，不在話下了。但就健全的國民來說，體格只佔一半，另一半是心智。這才是難處。

要心智健全，除了基礎學科訓練以外，更當教導青年人不要人云亦云，要獨立思考。港台的中小學校招生廣告上，都用「獨立思考」標榜，好像每所學校都用這個作宗旨似的。果真如此，這句口號不必到了今天還在叫吧？我讀小學的日子，到現在，半個世紀呢！

走不出人情磁力場

要有獨立思考，你得先培養獨立性格。這，實在難倒了中國人。你不必用心理分析學派的人格成長理論，來說國人沒有成長；就用觀察吧。在外求學，看到人家的孩子，清晨五點起床，六點到報站，騎着腳踏車，七點把報章送到訂戶門口。天天如是。看到他們在家給爸媽擦亮皮鞋，晚上輪流清理垃圾。問所以，孩子的媽媽說：他們要零用錢，要買棒球棍子，那就要自己去掙錢，不能老依賴父母。很多留學生看在眼裏，說「老外」沒有人情味。

正正是這個「人情味」，在我們的文化土壤中，成就了那無形的依賴。孫隆基說那是「人情磁力場」，有他的道理。儒家的五倫，把每個人都納進磁場裏。教忠教考，是教人順從，也就是跟着傳統教化走。稍有性格，要做個卓爾不群的，就說你數典忘祖，索隱行怪。久而久之，那種跟從成了依賴，無一倖免。隆基的《未斷奶的民族》，教大家看到，就是離開了那土地的人，他的「臍帶作用」脫不了，只能依賴母體，不能獨立生存。西方人的子女，羽翼未豐就鼓勵他們出外遨遊，不要做「裙腳仔」；中國人的父母，最希望兒孫繞膝。記得《論語》說：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」的名句嗎？

斷不了臍帶的文化

那種依賴文化，多年前的李敖早在他的《媽離不了你》一書中，諷刺得入木三分。「媽」，可以是媽媽，也可以是文化（母體），國家（母國）。到今天，不是還聽到「祖國啊，你是我的母親！」那樣的名曲嗎？倒過來看，就是「你離不了媽」。那樣像幼兒依賴母親的文化，斷不了臍帶，人怎樣獨立？人格不獨立，那來獨立思考？

倒不是說，十億神州沒有清醒的。可是，從魯迅到柏楊，國人有脫離過那醬缸的浸染嗎？

最近，上海《新聞晨報》說：當政府成了個大保母後，國民就變成了永遠長不大的孩子。如果作政府的，不去教導人民要有獨立性格，自己反過來作最大的保母，使國民去依賴她，那麼希望有健全的國民，不是癡人說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