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針：這樣的副總統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2月29日論壇版)

環顧全球，用總統職稱代表國家元首的，為數不少。不叫總統叫主席、大統領甚麼的，性質也差不多。一般來說，當總統的總有個副手，不管叫副主席、總理、副總統還是其他。

很長一段時間，大家把副總統看成一個虛位，好像只是聊備一格的傢伙；總統本人在任內不去世，第二把手就是個點綴品，既起不了作用，反而更像花瓶。又或者，他只會代表「頂頭上司」到外應酬，要不然就出席儀式甚麼的。不涉決策。

這不能一概而論。快要卸任的美國總統布殊，幾年前決定出兵伊拉克。很多人相信，影響他最大的，是主戰派的副總統切尼。設想切尼本人不是健康與年紀問題，說不定會參選的。他是老布殊總統的手下，老布殊是列根的副手。尼克遜曾經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副手。詹森是甘迺廸的副手。

二戰後，當副手而要更上一層樓的，所在皆有。起碼在美國是這樣。按道理說，行總統制或者近似制度的國家，副總統參與機要，列席內閣會議，他不一定完全同意總統的政策，但應該很清楚了解上司的想法、方向，尤其在資源調動上是這樣。道理很簡單：萬一上司出了事──詹森匆匆宣誓就職就是明例，副手得扛起大旗。

固然，這還得看形勢。民國的副總統，地位就尷尬多了。李宗仁當副總統，其實是苦差。較近代的，像李元簇，從上任到離任，也沒有雁過留影。蔣介石去世時是「在位」的，所以副總統嚴家淦立即「上任」就職。嚴公早年是聖約翰大學的高材生，卻是個養晦韜光的人。他很快就「遜位」，把棒子交給行政院蔣經國院長。我們不必同意他們的做法，卻可以明白他們的處境。

剛離任的呂秀蓮，就沒有這個藉口了。她高姿態，也積極參與政事。在競選連任活動中，她與上司同時「中彈受傷」，一起送院。萬一陳水扁真的因槍傷而「無法履行總統職務」，根據民國憲法，她就得「上任」。

周前新聞報道，她看過檢控官的控書後，站出來指摘原上司。這就奇怪了。當了最親密戰友多年，你對他的勾當不置一詞，現在才來個棒打落水狗，實在不義。如果說，你對所有事情一無所知，現在來個「恍然大悟」，又實在不可思議。站在老百姓的立場，我們可不可以問：你這個副總統是怎麼當的？

但願以後都沒有這樣的副總統。

探針：不值得關心的平等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2月15日論壇版)

最近和學生談性別歧視的問題。回頭看看，才發覺到，在我們的社會追求性別平等，還是舉步維艱。

差不多二十年前，一批有平等意識的中大女老師，籌組出版一本「女性主義研究」的刊物。我當時就表示支持。公開贊成的男同事很少；大家以為那是伸張女權的激進東西（其實不是），都不表態。我成了給人取笑的少數派。

男尊女卑

過了不久，當年任立法局議員的陸恭蕙，提出《新界條例草案》，主張女性原居民有承繼權。我同樣表示支持。我們成了好友，那是後話了。

一段日子以後，《姊姊妹妹站起來》這齣話劇公演。有多少姊妹去捧場，又有多少真正「站起來」了，我不得而知。觀察到的，是中國的姊妹沒有站起來。

那倒不是說，西方的女性，就全部站起來了，和男性平起平坐了。十九世紀末，維多利亞女皇時代，女性仍舊受到壓抑。如果用今天的尺度來衡量，男女平權，是一戰後的事。女權運動的年代，有一幀漫畫，畫的是威爾遜總統的夫人詢問他：為甚麼我們女人沒有投票權？總統先生無言以對。就是有了投票權吧，在社會上，「平等」始終難見。女人有機會當律師當醫生當法官，甚或是部門主管，是七十年代才開始冒出的。

他們的女性，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尊嚴，付出了代價。我們呢？

再說。他們又怎樣看我們的女性？十八世紀啟蒙運動，是歐洲近代歷史上的大事。著名法國作家伏爾泰（Voltaire），給中國的事物稱讚得不得了。他沒有到過中國。比他稍前的法國男爵孟德斯鳩（Montesquieu），同樣沒到過中國。在著名的《法意》（嚴復的原譯名。近譯改名《論法的精神》）中，他論中國傳統家庭中的女性：沒地位，沒尊嚴。不懂甚麼叫平等。兩位都只從書本中取得中國的資料。孰對孰錯，讀者可以自己判斷。

代代因循

觀察一下日常的生活片段。你見到女人當媳婦，受婆婆的氣；女人當了婆婆，回頭教媳婦受氣。（當然，還因為男人的窩囊！）你見到一家人午茗，男人自顧讀報，女人追着小孩餵食，回來還得招呼男人。你見到半數的新界女性，不明白何以承繼權應該男女平等。

你又不是女人，那麼關心幹嗎？研究社教過程的學者告訴我們：媽媽，是幼童第一個社教主導人。媽媽本人不懂平等，她不會教導兒女追求平等。代代因循，我們永遠沒有性別平等，權利尊嚴平等。

男女不必事事平等，但尊嚴和政治權利必須平等。就這麼簡單。這不值得大家關心？

探針：不數豆子可以嗎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8年12月01日論壇版)

香港科技大學物理學教授吳大琪，兩星期前在這個版上，寫了一個數豆子的故事，也提到美國候任總統，給看作不數豆子的人。他數不數豆子我不知道；我們一天到晚，不斷在「科學化」地數豆子，我卻知道。當你要數豆子，你得假設豆子粒粒一樣，然後，你用數字來量一下你數了多少。典型的重量不重質。

半輩子的工作，都和大學中學攀在一道。在科技大學理學院開的課，最初的靈感也來自大琪。我們設計課目時，都「不科學」，都不數豆子。一所高等學府，如果事事都只看每年生產了多少數量的畢業生，而不是看每年培育了多少有素養的人，那麼她的「高等」十分有限。制訂教育政策諸公自己去數豆子，那還罷了；要中學大學的老師亦步亦趨，教育還有甚麼生機？

美德不被評核

我們更想出了「成效為本」的評核辦法，在不同等級的學府中推廣。如果成效計算，包括了「謙虛、自信、有崇高理想種種美德」，那也可以。（當然，這是個沒有理想的年代。大學畢業生投身社會，給人的印象是缺乏謙虛，卻過度自信。）可大琪準會失望，因為他期望的這等教育目標，都不列席。評核表的設計，據說都是「以量為本」的。不能量化的，都不科學。

所以，中學老師的進修，用小時算，方便量化。大學教授的文章書本，除了要用字數（豆子）來算，也要用參考書目（另一類豆子）來算；好像說，你的作品參考資料不多（豆子不夠），一定不是好東西似的。但作者本人的才華，他的洞悉力，他的分析睿智，怎樣「科學地量化」？難怪很多人都說，從司馬遷到梁啟超，從柏拉圖到尼采，活在今天，一定拿不到博士學位他們的著作，沒有旁徵博引，沒有列出大量考資料。說直接點，是沒有豆子。

文化教育不足

吳文在結束時這樣問：「為甚麼我們不滿足住得好吃得飽，還要求有音樂、戲劇、書本這一類可有可無的事物？」我看正正因為這個「我們」為數太少，因為文化藝術都不能靠數豆子來「製造」的。試想如果這個社會很多人都認為，音樂戲劇書本這一類事物，寧可有不可無，那會是個很不同的局面了。在國際城市特質表現評分上，香港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分數，也不會那麼丟人了吧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