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又錯了！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5月21日論壇版)

如果你家中有一位老人家，今年九十高齡，家中準會大事慶祝。如果家庭成員眾多，猜想大家會興高采烈，圍在長者座前，聽前輩述說當年往事──縱使往事你可能聽過很多遍。當然，這是猜想。

《性情真章》終於面世。這是教育當局發行，給初中學生作參考的補充讀物。我們編的時候，花了不少時間，費了好多工夫，成績算是差強人意吧。當初討論時，大家覺得，總該選些和五四有關的材料才像樣。最後收錄的兩篇，一是蔡孑民的〈自由與放縱〉，一是周樹人的〈紀念劉和珍君〉。蔡校長談的，是今天我們還在爭論的問題。周老大的文章，是一篇悼詞。劉和珍是他的學生，在遊行向段政府抗議的時候，給士兵開槍打死。老百姓付出了鮮血，德先生和賽先生在那裏？

（假如你不知道蔡校長和周老大是誰，你應感到慚愧。）

前輩談當年事，說顧維鈞的確在國聯的會議上，表達了中國的立場，更向和會遞交了一份備忘錄，認為列強無視德日私相授受，卻大談尊重中國領土完整，實在不合理。又憤而退出會場。

這邊廂，北京天安門前集會的，是學子三千，已經是壯舉了。他們舉起牽着遊行的布條上，有一條大書「國亡了，同胞起來呀！」

念中學的時候，早見過這個。還不只呢。那個時代，老師都會給同學講五四的故事；學校會辦演講比賽，作文比賽；報章雜誌有照片展覽；不同的團體會舉行演講會。在我們這些中學生的記憶裏，曹章陸的名字，人人記得。（曹汝霖後來寫了回憶錄，替自己當年作為辯解。）遊行學生給關進巡捕房，蔡校長與名流用辭職要脅，要他們放人。段祺瑞就範了。

這些，都不敢忘記，猶在昨日。

五四運動的後果，新文化運動的種種，不是都那麼美麗的。可不管怎麼說，當年追求的啟蒙──科學與民主的啟蒙，是失敗了。正因為失敗了，我們更不能放棄。一年多前，我寫了〈辛亥失憶症〉。今天，我看到的是「五四失憶症」。當年的人和事，都從我們大中學生腦海中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不信嗎？問問他們除了「五四運動」四個字，還可以告訴你甚麼？

滿以為，九十大壽，學術文化界會稍事鋪張慶祝的。

我又錯了！

你能拿他怎的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5月05日論壇版)

友人成立了一個小機構，叫「志學會」。顧名思義，那是為有志求學的人來創辦的。不久前，志學會會同兩個議員辦事處，舉辦了一場研討會，主題是香港的新高中學制與通識科。負責人邀請我當主講嘉賓。想想這是新的嘗試，又和我們今後的教育發展關係密切，就答應了。

我講的，其實並沒有甚麼新意；聽眾當中也沒有人打盹，就算及格吧。討論環節，倒有不少家長提問，那才是使我難過的地方。光難過也沒有用；難過而沒有反省，那才叫浪費。難過甚麼？

與會的，都是家長。看模樣，是來自一般家庭的。（這樣說，不太準確；姑且當作是「雖不中不遠矣」吧。）九成是母親，直像兒女教育不是父親的責任似的。從開始到完結，在座的沒有一個母親問：甚麼是通識教育？人人只認定：那是教育當局庸人自擾，無風興起三尺浪的東西。本來好好的，現在來個新科目，大家覺得無所適從，因為不知道怎樣教導兒女去應付它。

為甚麼要那麼着緊來「應付」它？不是說通識科是培養通識教育的手段嗎？不是說開拓視界是種學習態度嗎？不是說要訓練學生養成獨立學習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嗎？這些都不必大家緊張兮兮的去「應付」吧？

對於這些問題，對於甚麼是通識教育，為甚麼要有通識教育等問題，沒有家長感興趣。我聽到的，是異口同聲的抱怨：但我孩子得面對考試。也就是說，這是個必考科，成績影響着她升讀大學的機會。考得不好，我怎辦？你們要創新，又沒有標準教科書，沒有明確的考試方式和打分數準則，我怎會知道甚麼是督促兒女拿高分數的竅門？

進中學，考公開試成功，順利進大學，考學位試成功，順利畢業，找優差成功，順利賺錢。這條路，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考公開試成功，是第一關。管他是通識科還是通不識科，只要我家的孩子考得好，那才重要。說甚麼打好基本知識基礎，品格培養，視界開展，等等，都是「務虛」的傢伙。

滿以為，這一代比較年輕的父母，有機會受過較好的教育，總會具備遠一點的眼光，寬一點的胸襟，多一點的耐性；多少明白到，求學不光是應付考試。起碼，比起我們上一代，他們幸福多了。

看來，我錯得厲害。

這樣的父母，你能拿他怎的？

有必要不高興嗎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4月21日論壇版)

九一年，鍾祖康贈我他的譯書：《中共的商業談判作風──一個文化心理的剖析》。原作者是美國學者白魯恂。祖康筆底下，映照了好些使人討厭的文化行為。十多年來，他斷斷續續寫了幾本書，都有那個氣味。最新的，當然是《來生不做中國人》。與其說那是嫉俗憤世之作，毋寧說是種「薪傳」：近百年來中國民族性討論的延續。

八八年，劉再復和學生林崗，寫了《論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》，後來收進了《傳統與中國人》一書中。你清楚看到五四、特別是魯迅的影像。再早前，孫隆基的《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》，柏楊的《醜陋的中國人》，同樣見到醬缸文化，同樣見到阿Ｑ。都是針對文化行為的。

九四年，梁曉聲出版了《誰是醜陋的中國人》，說國人冷酷、貪婪、自私自利，甚至是奸狡和寡廉鮮恥。他是國內的作者。然後有溫元凱、倪端的《中國國民性改造》，解思忠的《國民素質憂思錄》，等等。那是比較溫和的，但仍然是民族劣根性的反省。

其實早在六六年，彭道淋已在台灣出版了《新社會新道德》，批評得不太客氣。如果你要看更學術又更早期的，三六年穆超寫了《中國民族性》，三七年潘光旦寫了《民族特性與民族衞生》，同樣是國民性的批評。

說了一大堆，幹嗎？你會問。

《中國不高興》面世，我們的媒體不見有太大的反響，美國和歐洲的，已大事報道。書中好些論點不見得不對；比如說，提醒國人不要因百年積弱，就讓失敗主義橫行。比如說，要求內修人權、外爭族權、制裁西方、肅清內賊。記得五四運動示威學生的口號嗎？「外抗強權、內除國賊」。我不知道目前的條件，是否可以「制裁」整個「西方」；縱使有條件，是否應該蠻幹一番。

說到內賊，那就耐人尋味了。內賊是誰？作者沒有明說。但指出：有一批人，「從總體上否定中國人的生存價值」，認定中國人是「最低賤的民族」，「就不該活着」的。誰是這批人的代表？柏楊、鍾祖康……

批評自己的缺點，不是道德勇氣，而是要不得的自戕？作者認為，那些挖自己瘡疤的人，「根本就不是在反省自己的缺點和錯誤」。從潘光旦到孫隆基，都是這類人。所以嘛，他們那一類「有血性的中國人」，就「不高興」了。

我們讀書，看到作者的措辭有強有弱，不是等閒事嗎？民族劣根性受到鞭撻，不當本着「有則改之、無則加勉」的態度嗎？不高興，有必要嗎？

平反，幹啥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3月30日論壇版)

戴晴這個名字，應該不需要花筆墨介紹了。

最近她大聲疾呼，希望二十年前的天安門廣場悲劇，有個了斷。因為，這個心結一天不解開，這個民族一天不能向前行。她呼籲雙方──當局和抗議者（包括死難者）─拿出誠實和勇氣，給國人「還個公道」。怎樣還？組織一個「和解委員會」，調查真相，公諸於世。

她認為，南非曾經用過這個辦法，值得我們效法。南非模式移植到我們的土壤，是否會成功，我不敢說。總值得一試。但問到我們今天是否具備條件，可以成立這類「和解委員會」時，她說否，並且覺得她自己不大可能「眼見其成」。完全出於「圖個說法」的誠願。固然，那得是個公道的說法。記得《秋菊打官司》嗎？

有意思的，還不在她提出她覺得可行的方案，而在更深一層的看法：她相信「平反」不濟事。簡單說，是沒有真相就沒有公正，沒有公正，光靠平反，不能達成和解。

平反，差不多是當代中國獨有的政治現象。是這樣的：掌權的人，給你畫上身份的記號；這記號可影響你的求學、就業、婚姻、家庭、居住單位，甚至坐牢單位。多少年月後，掌權者發覺記號畫錯了，又或者，再畫下去對他自己沒有好處了，於是把記號挪開。貼上挪開全在他，不在你。

例如，鳴放的春風一走，反右的寒風就到。也不知多少人，給畫上了「右派分子」的記號，坎坷餘生，或大半輩子。直到三十年後，記號宣佈除下了，生命也差不多了。有點像我國古代的黥布人：不管有罪無罪，給刺配他鄉，額上刻了印，讓萬民羞辱恥笑。而且，除下不除下，權在他。難怪章詒和自豪地說，她是頭號右派的女兒。章伯鈞去世多少年了？怎麼記號還不除下？

就是除下了，你只是回到原地上。

那還不只。帽子蓋到你頭上，現在挪開了。但掌權的為了某些原因，讓你保留某種陰影。比如說，你以前是個右派，現在是個「摘帽右派」。帽是摘了，帽還在。

在文明地區，你中傷寃枉別人，你得惹誹謗罪。要罰的。你是政府官員，不守法傷害了百姓，大者丟官，小者懲誡，還得賠償。怎麼可以一句「對不起」都沒有，就施施然拍拍屁股賴掉的？

如果昨天蓋帽子，今天「平反」了。難保明天又來蓋新的帽子，不知你何年何月又來個「平反」。大家一定會問：平反，幹啥？

吾道不孤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3月17日論壇版)

幾年前，開始在這個論壇版上發表意見。意見，有成熟的有不成熟的；這由不得我來判斷，這是讀者的專利。不過，當年要我來這塊園地上寫文章的老編，卻指定要我談民主的題目。當時就想，多年來在兩岸三地的文字媒體中，談這個問題的，多屬「殘篇斷稿」，再不然就是把人家的教科書譯過來；有條理有系統，好好從我們自己角度論述這個題目的，像鳳毛麟角。所以沒有思考很多，就答應了。

有點像吃力不討好的東西。也陸陸續續寫了好一段日子。後來因為種種原因，沒有寫下去。搖身一變，改寫評論式的雜文；有涉政治的，有不涉政治的。倒很少談到民主，直像「民主」已經是個爛話題，人人掛在嘴邊，不這樣不夠時髦似的。至於說，有多少人真正花上心力，在這上面下工夫，去認識，去探討，去比較的，實在難說。推想大概很少。

反對的說，列強凌我，猶歷歷在目；他們都不是好東西，有啥好學的？（洋鬼子心態。）贊成的說，五四到今天，還在追求賽先生，可見絕對是好東西，絕對值得「移植」。（洋大人心態。）《中庸章句》教的：「不偏不倚，無過不及」的訓誨，那裏去了？

也許，正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持平的論述，大家從來不曾平心靜氣、坐下來討論一下，尋找最大限度的兼容和共識，所以才有今天的樣子？也就是說，我們在好些問題上，還「有待啓蒙」。因為，我們認識得太膚淺。

北京清華大學教授秦暉，給當局約談，因誤傳他在《零八憲章》上簽了名。但他堅持不能言論入罪：「如果今天因言論可以抓劉曉波，明天也可能因言論而抓我。捍衞劉曉波的言論自由，也就是捍衞我們自己」的自由。自由言論是諸自由之母，沒有了她，其他的也就別想了。如果國人像秦暉，能堅持這個，民主就有機會走出了第一步。

那當然不夠。他表示：「今天在中國提出憲政民主的主張是需要論證的……今天中國之需要（，是）一場深刻的思想論戰。」他認為，國人其實還未懂何謂民主、何謂憲政，連最基本的「尊重別人言論」都不懂。要老調重彈，因為他相信中國需要「民主的思想論戰與啓蒙」。這是說，近代中國思想啓蒙運動，沒有成功。到今天，我們還需要重新啓蒙，重新認識「民主」。

看來當年的老編沒有錯。

看來吾道不孤。

郭嵩燾．嚴復．我們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3月02日論壇版)

今年是達爾文誕生兩百周年，好些地方都有紀念活動。許知遠君寫了一篇〈達爾文與中國〉，頗見感觸。文章的主角，是嚴復。海寧嚴又陵不僅是我國近代譯學的鼻祖，更是把歐洲近世思想介紹進來的第一人，又是我多年來的研究對象。拜讀許文之餘，也願略作補充，可見前人蓽路藍縷之功。

昔日司法不能伸公理

嚴復入讀設在福建的船政學堂。考第一名。清廷選派往英國習船務。湖南人郭嵩燾時任駐英公使，也是中國派到英國的首位外交官。他設宴款待甫抵埗的一眾留學生。膳後獨留嚴復（膳前據說他看過每個人所寫的文章），慰勉有加，並囑嚴復趁課餘好好觀察英國政經制度，尤其要到法院參觀。後來嚴復回告公使，他覺得中國積弱，蓋司法不能「伸公理」；那剛是歐洲列強的長處。許君提到，嚴氏返國後沒有給重用。那不只：郭嵩燾身居重任，又是全國上下少數幾個「具識見、懂夷情」的人物，還不是受讒歸國，又給投閒置散的？

甲午之前，從中央到地方，縱使在「洋務運動」中，一般情緒是排外。你鼓吹學習洋人的長處，你是「強民從夷」，「委曲以順夷情」，「不特外張夷焰，而且內沮民心」；朝廷說那是「抑民奉夷，尚復成何事體」！那不光是長他人志氣、滅自己威風，那簡直是「向帝國主義投降」了！難怪郭氏慨嘆士人「但以詬毀洋人為快，一切不復求知」，「中國士大夫憒憒如此，雖有聖者，亦且奈之何哉」！

嚴復當時面對何等局面，可想而知。

不過，嚴復譯《天演論》，倒沒有像許君說的，把原作者赫胥黎對進化論胡亂移進社會的隱憂，一併刪掉。今存的《天演論》中譯，有三個版本：味經本、手稿本、富文本。嚴公的序文：「赫胥黎氏此書之恉，本以救斯賓塞（按：即 Herbert Spencer）任天為治之末流，其中所論，與吾古人有甚合者，且於自強保種之事，反復三致意焉。」自強保種，也不是嚴復的獨見，而是當時的救亡意識。不同的，是嚴復引入物競天擇學說，希望生發聾振聵之效而已。他的譯文也不難讀：「天行者以物競為功……物各爭存，宜者自立。且由是而立者強，強者昌；不立者弱，弱乃滅亡。」

強者昌弱滅亡是定理

要能立能昌，必先自強。要自強，必由改革積弱。物與物猶國與國，得競爭不遭淘汰，才能自存。競爭，是優勝劣敗的。怎樣才可以立於不敗？那是清末革新派和保守派的爭論所在。

嚴公譯書出版，到今天超過百年了。看爭論所在，置諸今日，誰曰不宜？

世人的表率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2月17日論壇版)

正當全球經濟鬧不景氣，人人心理上一片陰霾的時候，每年在瑞士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，如常舉行。會上最受注目的發言人，不是主張自由企業的西方大員，而是俄國的普京和中國的溫家寶──兩個都是國家主義的代表，兩個都在會上批評西方。有些論者就放言高論，說世界的新秩序，將會是中俄共扶的局面；而中俄兩國，就會是新秩序的楷模。

表面強大掩飾了殘酷

一位在北京的朋友，卻有自己的看法：西方的運作，該重新調整；但中俄兩國，卻不能提供新的調整方向。他認為，兩國內部的巨大問題，會隨著全球危機進一步惡化而暴露出來。那是甚麼？他沒有詳說，但提到兩點。金融體系落後緩和了衝擊，政治高壓帶來了低廉社會成本。「在某種程度上，這兩個國家內部的混亂、低效與殘酷，都被表面的強大掩飾了。」

他在胡言亂語？且讓我給大家說兩則活生生的故事。

幾個月前，著名的北京師大附中（今天叫實驗中學）慶祝九十周年校慶。給奉為上賓的「知名人士」，是宋彬彬。這個曾經在天安門樓上，與「偉大舵手」握手後，一度改名宋要武的女士，當年回校後，成為紅極一時的小闖將，把校長卞仲耘折磨虐殺，開要武鬥不要文鬥的先河。卞校長的、她和「舵手」的照片，在慶典日同時展出。卞校長的丈夫還健在，寫信到學校提出抗議。當然沒有下文。

網主不屈服強權之下

故事是資中筠女士說的。她是誰？社科院美國所前所長。退休了。記得巴金晚年大聲疾呼，要大家講真話嗎？為甚麼真話要到晚年，起碼是退休後才說的？一輩子的路，差不多走完了，才開腔。莫不是像趙紫陽的名言：我老了，無所謂……

四川的「六四天網」主持人黃琦，九年前給下牢，罪名是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」。一關五年。出獄後沒有屈服，仍舊辦他的尋人網站。八個月前再被捕。當局談條件：不再從事天網和人權工作，立刻可以釋放。他不從。還押監獄。

故事是和他一起撐的太太曾麗說的。

不同的時空。不同的人物。不同的遭遇。

同一個國家。

這反映了甚麼？故事發生在昨天，也發生在今天，足以使人看到國家的本質。

那樣的國家，可作世人的表率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