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要搗毀這個希望

(註：以下原稿，與刊登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2月24日論壇版之版本略有差別)

四百多年前，義大利教士利瑪竇來華，開了歐洲和中國知識交流的先河。（說交流，名副其實。徐光啟幫助他翻譯了《幾何原本》；他不只是學了漢學，更用中文寫作出版。）也成就了耶穌會把某種教育帶進中國。到今天，他的墓地仍在北京。

幾百年來，耶穌會在世界各地辦學，尤其是高等教育，成績有目共睹。不光在美國，就像墨西哥、智利、德國、比利時、西班牙，甚至日本，都有他們的大學；而波士頓、喬治城、佛達姆（Fordham，前譯福咸，不確。）、萊育拉等，早有聲名，聖十架學院，去年更名列全美前五所博雅大學之內。博雅教育（Liberal Arts Education或簡稱Liberal Education，並不是今天說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，在我們中學叫Liberal Studies）是他們辦學的特色。中國第一所推行博雅教育的學府，是上海的興韋學院。那裡的主建築物，是「博雅樓」，英文名稱叫Liberal Arts Building。

耶穌會學校的宗旨，在傳授知識與品味格培養；他們的學校設計、課程安排，可謂有口皆碑。在取錄學生上，卻絕不苟且，也沒有宗教成見。正因如此，耶穌會中華省負責教育的周守仁神甫告我，全球耶穌會有意在香港興學時，就答應了盡綿力貢獻其事。自己不是羅馬教會的追隨者，更不是耶穌會的成員；樂意參與，跟金耀基、李歐梵等願意支持創舉，理念如一：「君子成人之美」。《論語》的教誨。多年來大聲疾呼：我們需要博雅教育。現見有這個機會，總祈共襄善舉，盡量達成這個希望。

當然，幾年前港府向世界招手，答應利用粉嶺皇后山地段發展私立大學。有意投地的，不僅耶穌會一家；最後政府取捨，還屬未知素。但總是個機會，一個絕對難得的機會。這些日子，見證了他們工作的積極、熱心，在創校準備上付出的心力；一科一系的越洋合作規畫，大批外國學者專家來港，與政府評審局部門開會，等等，使我體會到：籌辦一所認真的大學，殊不簡單。

最近有傳聞，說地皮用途改作蓋公屋。十分愕然。建大學像戒吸毒，可以「說不幹就不幹」的？多年的辛勞，人力物力的投入，金錢的募集，時間的消耗，等於零？就憑一句話？如果香港要外人來投資，人家籌集多時，人力基金都到位了，而整個過程你也清楚的，你可以突然喊停？

這對所有人都不公道。尤其對香港人。多少年來，我們渴望有一所真正的博雅大學，來補自己的不足。這是香港的希望，千載難逢的希望。

請不要搗毀這個希望。

落後全世界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2月10日論壇版)

阿城的作品，可以使人想到很多。阿城的言論，也許可以使人想到更多。在一個叫「久違的知識」會場，他談論知識時，是這樣說的：

「我年輕的時候有很多智力測驗，後來我覺得那個應該叫知識競賽。比如說秦始皇哪一年統一中國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告訴我，我馬上就知道了，這是『知』。你能說出為甚麼秦始皇能夠在那時統一中國，那才是『識』。但現在『知』和『識』常常是割裂的。現在有互聯網搜索，『知』不是問題了；但是『識』，我們落後全世界。」

看看我們的教育系統。為了考得高分數，人人趕着學怎樣答題。答題要掌握重點。重點，書中悉數提供。說「求知」，你是求到了。那「識」呢？本來嘛，知是表象，識是原委；那該是阿城的意思：你懂一事，也得懂事之何以為事。古人說的知其然，也要知其所以然，是這個道理。要知「所以然」，你要仔細觀察，探討背後因由。也就是所謂「識」。

可今天，翻翻我們的學生課本，你會發覺，不只是「知」給你提供了，就連「識」也具備。人人照本宣科，看誰記得好記得熟。解釋俱在，學生不必怎麼思考，背得成功就行了。

通識科，按說該能打破這一劣習的，因為沒有天書可包羅萬有，事事給你「解碼」的。何況，它的彈性，可以讓老師有足夠空間去發揮。就考試答題吧，也沒有標準答案。可我們的整個學習氛圍，卻給「批判思考」這個劣譯害慘了。人家說的critical thinking，應該是明儒所稱的「慎思明辨」。好了，現在凡事得「批判」一番，好像不如此不得客觀似的。

於是乎，為了表現「客觀」，不要見解「一面倒」，很多老師就訓練學生：答題記着要給正反兩方意見。觀察事物，固然可以有不同角度，倒不必具正反論點的。可這麼一來，明明你要稱讚的，為了表示有「批判思考」，你怎麼也得寫下一些言不由衷的「批評」。那不是應景文章是甚麼？和阿城的「識」，扯得上甚麼關係？

再不好好想一下這類問題，恐怕我們就真的像他所說的「落後全世界」了！

另一種文化現象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1月26日論壇版)

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，聲名不菲，獎金不薄。據說，如果你是個學院外的人，你的稿酬、演講費等，相當可觀；如果你是個學院派，你會有不一樣的頭銜，也會面對「挖角」風潮。這些，都和頒獎的委員會無關。頒贈獎項給作家，當然有讚賞、榮譽等考慮。據說，他們還有一份美意，是希望鼓勵得獎人起一種示範，開創出獨特的風格以外，還能夠在人文精神、人道關懷等層面，起點好的作用，以勵後進。

半個世紀以前，當福克納獲獎時，他的演辭，就是這種作用的表表者。那篇講稿呼籲世人，不要放棄追求人的尊嚴與自由，後來成了經典範文。我們從不曾聽說，他成了「生招牌」，或「搖錢樹」或甚麼的。這是一種文化現象。

讓我們看看另一種文化現象。

中國的「不要說」君拿了獎，情況就不同了。

據說，不少館子用「莫言醉」作商標的，當年註冊費用是一千元，現在是「稅後一千萬元成交」。消費莫言，消費他的作品，消費他的家鄉，成了文化產業的風景線。

據說，作者得獎後，他的作品全面斷貨，書城一天賣四千冊。於是出版社盜版商加印紛紛出籠。目前，各地莫言作品版本，多達幾十種；說自己擁有版權的，超過十五家。實際有授權的，不出三、四家。

據說，莫言文學館擴建工程，定了年內開工。他日的會員要定級別。他的小說手稿，在上海展出；他與四川書局合作，要創作的劇本手稿，一夜飆升百萬。

是我們讀者的文學情懷突然提升了？那以前獲獎的作品，中譯本有的是；何以不見大家爭相閱讀？足反映了甚麼？

據說，山東高密已成了莫言城。當地政府要改建莫言舊居。當地官員勸他老爸說：「莫言已經不是你的兒子，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！」建圖書館、紀念館，已提上高密市日程；就連街上的燒雞店，都標上莫言的簡介。山東旅遊口號，將會是「一山一水一聖賢一文豪」了。甚至傳說有出巨資「宏揚紅高粱文化」的。

不必拿兩位作家相比較。也許，真是國情不同的後遺症吧。

莫言得的什麼獎

(載〈南方周未〉2012年11月01日評論版)

請在文學品評上討論，這不是個品格獎、道義獎什麼的

「不說話先生」拿了個舉世知名的獎項，卻掀起了三尺浪。支持的、反對的，網上文報章文雜誌文，蜂擁而來。意見夠多的，本不必我來置喙。自己又不是文學家，沒有什麼專業評論提供，不好說話。

倒想反省一下：何以有這個現象？為什麼國人爭論問題，總不冷靜？總愛主題先行？總是非黑即白？文學獎是個怎樣的獎項，大家明白嗎？

爭論雙方，都有我尊敬的人物，都不足使我同意他們的論點。希望我們都能平心靜氣思考，「不以人廢言，不以言廢人」。

說反對他拿獎，因為他「其貌不揚」，「在飯桌上食相難看」。他拿的是儀容獎嗎？

說他當年與一眾官員在書展退席，說他當官方機構的公職，等等。也許都是事實。可這些都是個人取向。你可以不喜歡那取向，但跟文學有何必然關係？

同樣，大做文章，說他對朋友細心，為人樸實憨厚，關心底層農民，有泥土味，沒有文場中的嬌氣，肯吃苦負重，等等。或許也是事實。但這是個性，不是文學作品。

如果說，文學獎必須有先決條件，就是獲獎者得具備某類品格，得追求某類理想，得……，那評選人可頭痛了。退一步說，就算他不具備各條件，也不表示他文學成就欠佳。

設身處地考慮，某人是出色化學家，在領域上甚有成就，值得拿獎；可他討小老婆，人品也不好。你會因而不頒給他？同理，文學獎的人，道德品格的指標，必須高於其他？這是諾獎的最高考慮原則？

失敗者的成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1月05日論壇版)

本屆諾貝爾醫學獎得獎者兩人：一是英國的格登，一是日本的山中伸彌。兩人的背景固然相異，卻有一共通特點：他們都曾是「失敗者」。

山中求學時，不是成功人士；格登在中學，給老師評為「笨得沒資格習自然科學」。

他們拿到殊榮，給大家很好的啟發。

首先，重堅持不重死讀書。山中愛體育，大學時代沒有埋首書本，但有不放棄的精神。據說日本教育界視他作「異類」。不少人半途而廢，連有興趣做的也不堅持。結果不是默默無聞，就是一事無成。像〈論毅力〉一文所說的：「掘井九仞，而不及泉，猶為棄井也。」

其次，要有忘記背後、努力面前的鑽研精神。山中小時愛拆物。在家拆裝祖傳鐘表，失敗多次，還不停再試；打柔道，多次受傷，站起來，再上。格登在英國伊頓公學讀書，成績差勁。他的成績單，到今天放在劍橋大學他研究室辦公桌上。失敗史，成了激勵發奮的良藥。

再次，不重快慢但要認真。格登十五歲那一年，在同級的二百五十名同學中，生物科成績最劣。他的起步點，慢了他人很多。山中綽號「搗蛋醫生」，因為人家二十分鐘可完成的手術，他要兩個小時，有時還不止！論天賦，也許他倆聰敏不及他人；但龜兔競走的故事，也有用得着的時刻。在研究項目上，他們都全力以赴，認真不茍。

他們做細胞研究，是「基礎研究」，和臨床式不同；後者比較易見成績。山中研究經費不足，因為他的方向，在日本不太受重視。他自己跑馬拉松，來呼籲別人捐獻。格登的成績單，是勉勵工具。他常說，當年老師也許對的，也許他自己仍不夠好。那是不以考試成敗論英雄，知道學無前後，達者為先。

中國奧數第一，卻沒有菲爾茨獎。我們的文化太重視「眼前功利」，太用成敗論英雄，往往使失敗者氣餒，無法力爭上游；成功者自負，結果陷入失敗。我們瞧不起失敗者，不鼓勵興趣的堅持。千百年來，成不必是「王」，敗也不一定是「寇」。用成績定成敗，扼殺了多少學子？

兩個諾獎的科學家，都曾經給定位作「失敗者」。結果他們成功了。我們不懂吸取失敗的教訓，我們永遠不會成功。

林語堂沒有錯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0月22日論壇版)

大學畢業回來，暑期沒有工作。家父在案頭放下一本書：林語堂的《無所不談》。記得還是《文星叢刊》系列的。那是頭一遭讀到他的作品。林語堂的名字當然聽過，就像中學時代聽過的眾多名字，尤其我國近代的。除了個別的一篇半牘，諸多作品都是「聽其名未觀其文」。相信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經驗。

叫他「幽默大師」，固然因為「幽默」一詞是他起的，該說是他譯的。但那是個音譯詞，原文是一個字，不能拆開來讀。今天不少人說「幽他一默」，不對，詞義也解不通。雖然，大家說那已流通了，就當「積非成是」吧。

但不只那個。他的文章，雋永而外，總帶一分幽默感。談學問像講故事，娓娓道來，妙趣橫生。《無》書不像《吾國與吾民》，《生活的藝術》等那麼大本，內裏文章真箇無所不談──古今中外，嚴肅輕鬆，人物掌故，都有。中文書寫，不是從英文譯回來的。

有涉獵新文學運動以來作品的人，多少知道林語堂是小品文大師；他寫的英文，是給外國人看的。很少知道他看不起三十年代「為人生而文學」的左翼文人。五十年代到去世前，他住在香港，曾當中國筆會會長，在中文大學編了大大本的《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》。

無意中讀到他的「政論」，管窺了大師的另一面。他批評當時的文壇。在〈方巾氣研究〉一文中，痛陳士人明哲保身、不談政治，又斥搖筆桿的濫用「愛國」、「救國」的字眼。諸多文人喪失了「獨抒性靈」的能力，一以法西斯、一以共產主義為治病靈丹，結果文學淪為政治附庸。魯迅就曾批評他「灑脫而悖謬」。

他在〈我不敢再遊杭〉中，說怕到杭州，遇上共產黨人。筆下語多諷刺：

「我之所謂共產黨，不是穿草鞋戴破笠拿槍桿殺人的共產黨，乃是文縐縐吃西洋點心而一樣雄赳赳拿槍桿殺人的革命文人。雖然明知這班人牛扒吃的比我還起勁，拿起鋤頭，彼不如我，那裏共什麼黨，革什麼命，其口誅筆伐，喊喊大眾，拿拿稿費，本不足介意，但是其書生罵書生英勇之風，倒常把我嚇住。」

今日讀來，諸君定有會心微笑。

也許，林語堂還是對的。

偉哉，興韋！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10月08日論壇版)

兩年多前，在拙文〈香港呢？〉中，介紹過一個陳姓的上海學生，到美國Bowdoin大學攻讀。因印象深刻，他後來與另外兩個同學合寫一書，英文書名是A True Liberal Arts Education。當時我譯作《真正的通識教育》。書後來在國內出版，用的名字不同。

外國人說，這本當譯作「自由教育」的。但名字在中國「不好說」，在國內就叫作素質教育。港、台叫通識教育。其實都不如「自由教育」貼合。嶺南稱作博雅教育，那是最好的名稱。中大的通識，英文明寫着General Education，不是Liberal Education，並非同一回事。差不多十年前，已談過這些問題。當然是言者諄諄了。

復旦的副校長去年演說，謂專科教育忽略了文化與道德思考，缺乏了人性的反省，使同學沒有了社會責任的承擔感。他該感到欣慶，因為中國第一所通才訓練式的博雅大學─興韋學院，在上海正式開課了。興韋的前身，是一所行將倒閉的工專，有接近一萬員生。一個在財經界的陳君把她購下，改成只收一千人的興韋。

陳君本人一九九三年在哈佛商學院畢業。他看到每年留洋的中國學生，有增無已。去年，光留美的就有近十六萬人。他就想，為甚麼我們不可以有自己的開明、博雅教育？於是，別開生面的設計來了。所有學生，前兩年都有「博雅式」的核心學程。後兩年要放洋：一年到落後地區，一年到先進地區。目的，在培養新一代的領袖。據說理念是這樣的：多元的世界在變。中國再不能滿足於大量製造生產。中國要有新的知識，要有創意，所以獨立思考和發揮創造力，極為重要。「同學得裝備自己，面對一個跟過去二十年完全不同的社會。」傳統教育模式，再不能滿足大學生的要求了。

一位蔣姓的研究人員，在哈佛費正清中心工作。他說中國的教育部和各大學，在面臨一個轉捩點：你要培養怎樣的公民，能面對明天的國家與世界？

固然，興韋，只是個起點；但長遠來看，也許是個偉大的頭一步。萬事起頭難。如果興韋能帶動全國，使各省各市都推廣自由的、開明的博雅教育，那就了不起。不光教育改觀，中國也改觀了。

偉哉，興韋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