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一種忠誠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2月14日論壇版)

二十多年前，劉賓雁寫了《第二種忠誠》，轟動一時。裏面提到三種忠誠。第一種：俯首聽命，從不質疑。第二種：有某種信念和原則，並願意為此而付出代價。第三種：有世故的算盤，為一己的利益而忠於掌權者；一旦擁權者換人，他的忠誠亦步亦趨。劉君推崇第二種，有點像古代的諫官：昏君本是賢君，誤入歧途而已；我乃諍諍諫友，縱使要面對厄運，還希望他改過。

劉君想到的，是人的問題，不是制度的問題。苦口婆心，也許能改人，但改不了制度。

「好公民」未必是「好人」

六十多歲的李君，幾個月前正式辭任國資委主任。據報道，他離職前曾說，要「感謝黨組織的多年培養……。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和雨露把我培養成人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使我開始從事領導工作，黨……把我推上高級領導幹部崗位。我自己評價自己是一個忠臣，忠於黨、忠於國家、忠於事業，為黨、為國家、為事業無怨無悔。」

言論是否屬實，不得而知。揆諸今天國情，大有可能。若然，他倒誠實的；起碼他沒有說忠於自己的良知。忠於黨和國，那是起碼的官樣文章，當然要說給「組織上」聽的。忠於事業，也就是忠於自己的切身利益，合理。

不過，同理，七六年前忠於主席為首的黨中央，七六年後忠於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，然後又忠於總設計師領導的黨中央，那又屬於哪一類的忠誠？忠誠，沒有界線的？

亞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學》，是古代希臘哲學的經典。在第三卷中，亞氏提到誰是公民的問題。跟着他問：公民，要忠於身處的城邦（國家）。然則良好的公民，是否就是堂堂正正的人？「好公民」和「好人」，是二而一的東西嗎？他的答案是：不一定；多數不是。很多例子說明，一個好公民，往往是個壞人。

納粹的艾克曼（Eichmann），是個典型例子。他忠於祖國、忠於黨、忠於領袖；他執行國家頒下的命令，不質疑，唯命是從。戰後的戰犯審訊中，他自稱忠誠的國家公僕。他忠實執行的責任，是屠殺無千無萬的猶太人。

如果不論國家性質，不問法律制度等是否合理，不管政策為善為惡，你都自詡忠臣；那麼，國家要你行惡，你照行不誤。就國家角度看，你是個好公民。但你也同時是個壞蛋。

胡菊人曾經說：我得先成就一個有良知、有正義感的人，我才能成就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。說得對。不然的話，任你選哪一種忠誠，都無濟於事。

人家的月亮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1月29日論壇版)

幾周前，應邀到某智庫的研討會，談通識教育──自己心目中的通識教育，不是今天在中學推行的通識科。碰到老朋友王淑英教授。她是個社會學家，但在這個問題上，和我「臭味相投」。大家都覺得，要訓練我們社會的年輕人，使他們有識見、有修養，「通識教育」是個必須正視的東西。

最早和我談論，又關注到中學生人文素養的「官員」，是教育局的李志雄兄。李兄是個有心人，不斷想辦法，要打通文理分流的不良後果，老希望中學畢業前，同學能打破那涇渭分明的格局。

剛讀完錢鋼編著的《大清留美幼童記》。很有意思。就用書中某些故事作借鏡，看看能否給我們啟發則個。很多人都以為，那是「庚子賠款」後的留洋生。不是的。中國第一批派出洋二十多人，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事。主要是容閎安排、曾李啟奏、朝廷諭准的。裏面名人很多，詹天佑、周壽臣等都是。

一八七六年六月，在美國麻州春田市，有個中學生演講會。中國學生參加者四人。鍾文耀（後當滬寧鐵路局局長）講的，是色諾芬（Xenophon）作品選段。他是誰？蘇格拉底的名徒，柏拉圖的同門。有自己的著作。當中著名的，叫《追思錄》。香港的鄺健行教授，直接從希臘文譯成中文出版。可惜，社會不曾理會。

張康仁（在美執業首位華人律師）講的，是西塞羅（Cicero）的選段。他又是誰？羅馬共和時期的名修辭學家、律師、元老。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，不要羅馬成為帝國。終遇害。仿效拍拉圖，曾寫了一本書，也叫 Republic。

兩年後，梁敦彥（後任清政府外務大臣）在畢業典禮中，講俄土戰爭，痛詆俄人狡猾殘忍，據說聲淚俱下，聽眾掌聲如雷。
清廷目的，要幼童學「夷人」的輪船槍炮；所以他們赴美，習的是輿圖、天文、測海、數學、造船、製器等。也就是理工救國的初版。要船堅礮利？西學為用足夠了。

要通識不必讀通識科

就這麼三個例子，我們看到甚麼？他們都是中學生，都集中念理工的科目。可他們就讀的學校，除了理工訓練外，還有文學歷史。要不然，幼童不可能有那份能耐，那樣的外文底子，去「演出」那樣的題目。

那不已是很好的「中學通識」典型？學生既習理，也習文；不必是全面融通，起碼有個梗概。而彼邦的中學，並沒有一個叫「通識科」的東西。

人家的月亮，不一定更圓。看作借鏡，總可以吧？

奧威爾的良知與自由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1月16日論壇版)

剛幾天前，李歐梵學長在雜誌發表文章，提到奧威爾的《一九八四》。他說公安部門的審查機器啟動，大批網警出動，在網上刪帖；凡有談到劉君或諾獎的，全給掃掉。歐梵問的，並不是那實際可行與否的問題─雖然，他認為那是徒勞又白費氣力的，他問的，是「良知與自由」的問題。

網警活動天天在，否則就不是「老大哥」本色了。談的人已很多，不贅。有意思的是英國上世紀的大文豪奧威爾。他的《動物農莊》，早年是中學生必讀的。兒時看那改編的卡通影片，叫「肥豬王」。當然不甚了了。稍長，讀《一九八四》，才懂得回頭審視斯大林的集中營。那時還沒有《古拉格群島》和《癌症病房》。

就文字說，奧氏散文可能更精采。他本人也是個傳奇。在英屬緬甸出生，討厭殖民地政策。回英就學。離開牛津後，回緬甸當警務人員。西班牙內戰起，和父母一起志願參戰，抗佛朗哥。回國參加「費邊社」，自稱社會主義者，卻堅持自由。受左翼團體排擠。一九五○年去世。終年四十七歲。可謂英年早逝。

蘇聯的秘密警察和勞改營，惡名昭彰。三十年代歐美「浪漫人士」，無視那奴役與踐踏，反而大作頌歌。奧氏和他們辯論。《一九八四》在一九四九年出版。翌年他就離世了。那時候，他未見土改，未見反右，未見偉大的文化革命；憑想像寫出了「老大哥」的恐怖，已轟動文壇。如果他見着那嚴密的監視，無情的洗腦，無義的出賣，不人道的折磨和摧殘，不知書會怎寫？

不數年後，畢貝利（Bradbury）的《華氏四五一度》（Fahrenheit 451）面世。也曾改編成電影，香港譯名叫《烈火》。老大哥在那裏，根本不必秘密行事。國家公安是「滅火員」，職責卻是「縱火者」。每到一地，知道人民有藏書（知識的象徵），就一把火燒光。不願離「書」而去的，就得「殉書」。統治者能毀滅知識，就能毀滅自由、良知。到最後，老百姓沒有辦法，就用很多人，盡可能把很多的書全給強記背誦了，然後逃到深山，用口傳，一代一代的，使「書」能延續。

為了保有知識，也就是良知與自由，你得付出那樣的代價。

給奧氏寫傳記的，是倫大的奇歷克教授（B. Crick）。有一次，他問奧氏：如果自由與平等二者，你必須選一，又只能選一。你會怎選？當時奧氏想也沒有想，就回答說：自由。

難怪他左右不討好。

良知與自由，缺一不可。歐梵兄還是對的。

不要也罷！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1月02日論壇版)

在一個公開諮詢場合上，某君提問。他行將大學畢業了。問題大約是這樣的：我快要到社會工作了。看來工資不會高。政府的房屋政策，無助我置業。女朋友說，買不到房子，她就不嫁我……（你說怎麼辦？）

政府官員的回答，不是我要討論的。先不置褒貶。

友朋談起，直搖頭。都怪「八十後」少不更事。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。某君未必是八十後的縮影。他同輩中，很多是有朝氣、有作為的。拿我這一代相比，他們比我們更關心社會，更願意挺身。

但看着那一幕，着實教人難過。

小時候，父母都給我們小錢箱，訓練大家積蓄。（肯定這不是個別經驗。）要買玩具嗎？先儲夠糧餉。花零用錢，要量入為出；買想要的東西，要量力而為。當年滙豐銀行的廣告：只有儲蓄，然後見到將來。社會的氛圍，不鼓勵人好高騖遠。要踏實做人。自小長大，住的都是房東的房子。父母外出謀生，很多時還得分租房間，幫補家計。何曾怨過？何曾向政府伸手？

是了。人買不到房子，是政府的責任？政府的經費，哪兒來的？它怎麼可以慷他人之慨，拿了納稅人的血汗錢，去補貼某君你的投資計劃？年輕的朋友，請不要告訴我，你買房子，是拿來當祖屋，沒有投資考慮的。

更奇怪的，是你成婚與否，也是政府的責任？那有甚麼不是它的責任了？政府的職責，只在保障人民的性命財產，維護社會秩序和公義，如此而已。如果百姓的婚姻它都可以干預，那它的權力會無孔不入。事事用政治力量來「管理」，我們的個人自由，早晚給管理掉。

最難堪的，是我們的教育。受了幾年高等教育，接受過大學的洗禮，這就是結果？社會用上偌大的資源，希望培養下一代的棟樑；說得「曲高」點，是「為國育才」。如果那樣的表現，那樣的視野，就是今天大學所育出的才，那這個國還有甚麼希望？

戲謔一點，你更可以說：政府的勞工政策，無助我找到愜意的工作；政府的教育政策，無助我找到自己滿意的學校；政府的住屋政策，無助我有自己的安樂窩；政府的……

嗯，妻說，那樣的女朋友，不要也罷！

人文的濫用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0月19日論壇版)

嚴復在繙譯赫胥黎的《天演論》序言中，提到介紹外語來中國的一項技術難題：缺乏對等辭彙可用。所以他得自創很多新名，以便國人閱讀。但很苦；自稱「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躕」。可見前人用心。

一九○五年正式廢科舉以前，中國的讀書人讀經應考，全屬傳統文辭。從林紓、嚴復到五四，是大量引進外文作品的高峯期。譯文良莠不齊，本是自然。同時又挪用了很多和文。所以今天漢語用字，借用了不少日本名辭。很可惜，嚴幾道的謹慎藝術，我們沒有了。六十年代留學潮開始，到英、美、加等地佔多。從此引進的，主要是譯英文的東西。可英文的細緻，在中譯文裏又不多見。很多時就是譯了，大家信手拿來，含糊運用。市井之徒，也就罷了；讀書人，實在不該。

試試看：人性、人民、人文、人本、人道等辭，哪個是本有？哪個是外來？多少人能說個明白？（先不要在下面加上「主義」兩字了。）勸人家處事多點「人性」，對「人民」多點同情和關懷，就叫「人文素養」？勸人家要有人溺己溺的心，要本着「人道」意識去幫助他人，就叫「人文精神」？那還有甚麼不是「人文」的？

無意中讀到盧子健君大文，提到中國的自然災害，鼓吹大家努力協助；更提到我們的貧困省區，問「人民福祉，我們平日有沒有關懷？」又四川大災，我們助了多少？那同胞物與的精神，固然可敬。但他通篇呼籲的，是協助不幸者的重建工作，卻用「人文精神是重建復興之路」為題。

世界各地，尤其較落後地區，不幸碰上風雨地震等天災，聯合國都會提供人道援助，送上人道物資。遇上因戰亂而大量人口流離失所，一旦有傳染病，可能有人道災難。人人伸出援手，表示同情，都叫人道精神。香港入境處，有時會用人道考慮作理由，延長某人的居停期限。對某些動物，有時我們會用上人道毀滅。

在大學求學，科目繁多，舉凡藝術、文學、音樂、繪畫、宗教，到文化、哲學、史學、語文，甚至考古，等等，我們叫人文學科。那是給人滌蕩靈台，培養人文素養的機會。素養提升了，怎樣發揮，人人不同。與「人道工作」，沒有必然連帶關係。

教育局的李志雄兄，很關心中學生的人文素養。他指的，並不是叫你多一點同情心。

你緊張甚麼？今天，就連痛苦都可以「分享」啦，何況「人文」！想着啞然。

法治理想國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0月05日論壇版)

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，本來有一位法官，叫馮繽。他跑到高級人民法院門前，「上訪鳴寃」。為免自己受公安誤會而遭毒打，特穿上法官袍服行事。組織中勸他打消上訪，他不聽，認為循正當法律途徑無法解決問題，不得不出此下策。結果呢，問題沒有解決，他卻在七月底給解除了職務，還給開除黨籍。

理由？院方認為他「偏執、不通現實」，上訪使孝感市「丟臉」，是「法官的恥辱」云云。

○八年，從最高法院開始，全國法院工作的指導思想，是胡錦濤一年前提出的「三個至上」口號：「黨的事業至上，人民利益至上，憲法法律至上」。跟着，全國各地各級法官就職的宣誓儀式上，都懸着那「至上」口號的布條。並且，很明顯，是接着該次序來排示的。

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（按職銜當對等於國府的司法院院長，或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），指示屬下工作時，這麼說：「司法權必須服務於黨……的根本任務和發展目標；法院必須把工作放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加以考慮。」諷刺的是：日本的地區法院，因政治理由釋放了詹船長，讓中國贏得了面子，讓國際社會取笑她放棄司法獨立原則。

幾年前，司法部長吳愛英給司法人員訓話時，要大家「教育引導廣大律師講政治、顧大局、守紀律，忠誠履行律師職責使命。」未知吳部長有沒有想過，使做律師的忠誠去履行職責，守着法律尊嚴的紀律，與「顧大局、講政治」這些政治考慮有衝突時，該怎麼辦？

歐美各國取笑日本，倒不是要在釣魚台問題上給中國幫腔，而是自號有文明、守公義的國家，竟然捨棄了司法獨立的原則。為甚麼要司法獨立？很簡單：司法不獨立，不可能談法治社會；沒有法治，人民不會信任法院可給他們保障。民無信不立，這是我國古有的名訓。除非你說：信，由我；不信，也由我。那大家不必多說話，更不必奢談改革了。

縱使不說「憲法法律」是贅詞，我們把黨的利益放在法律頭上，那麼法院的審判長斷案量刑時，先考慮的是黨員身份；法官職責變得次要。如果大學的法學院要配合，那只能是黨化教育，不可能有法律教育。甚麼公義、平等、民權，等等，都得靠邊站。因為法官要衡量的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，不是法理的伸張，而是黨和國家的「工作大局」。

老朋友周天瑋寫了《法治理想國》，兩岸都有出版。不知多少「司法黨官」看過？

市井的科學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9月20日論壇版)

抗戰期間，在大後方的西南聯大中，朱光潛是知名的英國文學教授。他不少學生日後都發表了回憶錄。在談到朱教授時，都讚他教學認真，特別是他欣賞希臘人，說古代希臘人的求真態度，中國人不能及。又常常用神話為例，認為奧林匹亞諸神，在古典悲劇中很有「法力」，卻沒有左右哲學家科學家的堅執求真。

後來，他寫了〈對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〉。到今天，還是很多教科書中的範文。我常說，那是最有「科學精神」的一篇文章。木匠、藝術家、生物學家都有自己的看法。我們得明白，那是站在不同角度的「看法」；我們更要明白，不是所有看法，都是「科學」的。也許，他用文學家的角度，卻不囿於「談美」的述說，正是希臘精神的摹仿。

那倒不是說，古代希臘的科學家，就沒有猜想。他們有。但在大膽假設、小心求證的情況下，他們沒有把猜想當事實，更不會用「想當然耳」的方式，去推論幾何學的原理。因為，那不是求真。

外遊回來，從機場乘計程車返市區。司機叔叔搭訕，就和他聊將起來。天放晴，他說過去兩星期，天氣很差，時有雷暴。據說，有人在本港上空，攝下ＵＦＯ（不明飛行物體）的影像，但無法確定是甚麼。

提到這個，他可興奮了。「外星人」，一定有，他堅信。為甚麼「一定」？當然啦，地球以外，星球之多，難以勝數。它們都演進了億萬年。如果地球有人，怎麼可能別處沒有人？比地球更適合生物生長的星球，一定有。

真要感謝自我中心（美其名曰人本）的電影與小說家，把一切想像中的外太空「高等物體」，都繪成有頭有軀有四肢的「像人事物」。於是人人都叫外星「人」。那不是以猜想為事實是甚麼？縱使從人的角度出發，界定甚麼是「生物」，又生物生存的必具條件，我們看到甚麼？所有能見的、從外太空拍回來的照片，沒有一幀見有「像人」的東西，就連「事物」也不見。那我們憑自己的想像──不是邏輯，就可以一口咬定，外太空眾多星球上，必然有「外星人」？

你沒有見過神，你可以相信神的存在。那是信仰，不是客觀科學。你沒見過飛碟，怎麼知道？是了，為甚麼一定是橢圓形的？莫不是媒體的渲染，假科學的流行，把我們的判斷力都弄歪了？抑或像朱光潛說的，我們都不是求真的一群？難怪五四追求的德先生我們固然沒有，就連賽先生也只在學院裏出沒，市井百姓是沾不上邊的。

司機叔叔，並不就是全民的縮影。像他那種想當然耳的態度，卻實在普遍。如果通識教育不包括訓練求真，那市井之見，就會成為科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