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井的科學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9月20日論壇版)

抗戰期間，在大後方的西南聯大中，朱光潛是知名的英國文學教授。他不少學生日後都發表了回憶錄。在談到朱教授時，都讚他教學認真，特別是他欣賞希臘人，說古代希臘人的求真態度，中國人不能及。又常常用神話為例，認為奧林匹亞諸神，在古典悲劇中很有「法力」，卻沒有左右哲學家科學家的堅執求真。

後來，他寫了〈對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〉。到今天，還是很多教科書中的範文。我常說，那是最有「科學精神」的一篇文章。木匠、藝術家、生物學家都有自己的看法。我們得明白，那是站在不同角度的「看法」；我們更要明白，不是所有看法，都是「科學」的。也許，他用文學家的角度，卻不囿於「談美」的述說，正是希臘精神的摹仿。

那倒不是說，古代希臘的科學家，就沒有猜想。他們有。但在大膽假設、小心求證的情況下，他們沒有把猜想當事實，更不會用「想當然耳」的方式，去推論幾何學的原理。因為，那不是求真。

外遊回來，從機場乘計程車返市區。司機叔叔搭訕，就和他聊將起來。天放晴，他說過去兩星期，天氣很差，時有雷暴。據說，有人在本港上空，攝下ＵＦＯ（不明飛行物體）的影像，但無法確定是甚麼。

提到這個，他可興奮了。「外星人」，一定有，他堅信。為甚麼「一定」？當然啦，地球以外，星球之多，難以勝數。它們都演進了億萬年。如果地球有人，怎麼可能別處沒有人？比地球更適合生物生長的星球，一定有。

真要感謝自我中心（美其名曰人本）的電影與小說家，把一切想像中的外太空「高等物體」，都繪成有頭有軀有四肢的「像人事物」。於是人人都叫外星「人」。那不是以猜想為事實是甚麼？縱使從人的角度出發，界定甚麼是「生物」，又生物生存的必具條件，我們看到甚麼？所有能見的、從外太空拍回來的照片，沒有一幀見有「像人」的東西，就連「事物」也不見。那我們憑自己的想像──不是邏輯，就可以一口咬定，外太空眾多星球上，必然有「外星人」？

你沒有見過神，你可以相信神的存在。那是信仰，不是客觀科學。你沒見過飛碟，怎麼知道？是了，為甚麼一定是橢圓形的？莫不是媒體的渲染，假科學的流行，把我們的判斷力都弄歪了？抑或像朱光潛說的，我們都不是求真的一群？難怪五四追求的德先生我們固然沒有，就連賽先生也只在學院裏出沒，市井百姓是沾不上邊的。

司機叔叔，並不就是全民的縮影。像他那種想當然耳的態度，卻實在普遍。如果通識教育不包括訓練求真，那市井之見，就會成為科學。

大陸的老師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9月07日論壇版)

一年多前，應邀往教師進修班上，談政治學的課題。當中一講，是討論法律的。記得我提到，中國的問題頗特殊，也不容易解決。民國初年，很多政府顧問，是歐洲人，特別多是德國人。我們的法律和軍事體制，很「德式」；但背景是「唐律」和「大清律例」，配上「六法全書」。夠複雜的。

中共建政後，因「革命需要」，採用了一大批「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」，顧不得與原來一套是合是不合。事情變得更麻煩。多年來，沒聽見有學者專家，把這個問題梳理一下，弄出一個有邏輯有連貫的系統來。

最近，北大法律教授賀衛方，在他的〈香港法治：大陸的老師〉一文中，談到這個繁雜問題，認為那「難以為法治確立一種穩定和清晰的模式走向」。因為麻煩的本源，來自各種「觀念和規範相互衝突」，而那樣的「內在矛盾難以化解。」

百多年來，在香港這片土地上行的，是英國的普通法。習慣法的背景，「先例」的約束力，控辯雙方可抗衡的互詰程序，陪審團的使用等，使這個地方的法律，有系統，上軌道。

賀的友人──深圳律師陳惠忠──到香港出庭後，很有感慨：「假如我們這裏有這樣公正的司法制度，那該有多好！」他說。賀自己也問：「為甚麼我們始終無法建立這樣公正的司法制度？同樣是中國人的社區，何以……大陸遲遲不能上軌道？香港能夠……提供怎樣的借鑑？」

一九二三年二月，中山先生到香港大學演講，自言其革命思想，來自香港。又說他自己的老家香山，距香港僅五十哩之遙，而兩地政府施政差異，有如雲泥。「外人能在數十年間在荒島成此偉績，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，乃無地如香港，其故安在？」國父的結論說，他「聞諸長老，英國及歐洲之良政，並非固有者，乃久經營而改變之耳！」

孫先生說的，是百年前的香港。小賀（借用章貽和語）說的，早今天的香港。區別是制訂，不是種族。我們有穩定和清晰的法律系統，也不是英國人一下子建立起來的。不數十年前，「大清律例」還生效，男人還可以名正言順納妾。不過，你很難能成功賄賂法官，也不能要求法官必須具甚麼黨派背景；掌權的──不論甚麼膚色血統宗教語言──也不能強法官怎樣判案，判了案你也不敢不執行。不然的話，我們不可能有司法獨立。

小賀說：「如何協調共產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之間的緊張」，是個「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」。

他要香港作老師。其實他不就是個好老師？

我們的最後防線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8月24日論壇版)

大法官的後輩觸犯刑事，給送將官府，案件交小法官審理。小法官按檢察部門提出的控罪，行使法官權力─當然包括酌情權，定下刑罰，並說明理由。

事本平常。只因「輿論」認為量刑太輕，表達不滿，眾口一詞，咬定是犯者的「後台」關係，才獲輕判。這種「想當然耳」的指摘，毫不合理，除非能夠證明，在類似情況下，被告沒有「後台」，法官量刑殊異。看來此非事實。

在我們的制度下，檢察部門認為量刑或審訊程式不合理，可以提出上訴，交高一級法院審理。可他們交回原訊庭，要求原審法官「再考量」。這更不合理。社會可以不滿意法院的判決：在任何國家，此屬家常便飯。社會不能假設，法官判案不考慮清楚，用和尚打傘式去量刑。如果認為，某罪的法定刑罰太輕或太重，你可以修改法律；但法治社會，法院是「最後的裁決」，定下的東西，大家得遵守。

何況，法官判案，是根據控方提出的控罪，又控辯雙方的證據，來決定的。法院不能憑民間耳語或網上圖像來定案。假定說，甲傷害了乙的身體，控方告他「不小心傷人」，而不是「故意傷害他人身體」，那麼法官只能憑「不小心傷人」罪來量刑，儘管民間可能覺得，甲是「故意傷人」。反過來說，使法官不據控罪量刑，那法官是濫權了。法院必須獨立，但不能濫權。

猶有進者。事發後不幾天，某報章提出說，我們有必要重新考慮「司法是否應該獨立」。理由是：民主社會，以多數意見為依歸。既然「輿論」（多數意見）已出，而法官竟然「逆」輿論而行，那麼司法獨立就不民主、不合理了。

記得小時候，看西部片《勾魂樹》。故事說早期的美國西部城鎮，事事未上軌道。很多時候，民眾給挑撥起，就群情洶湧，拿着火把，蜂擁到鎮長前，要抓出關在鎮所裏的疑犯，未經審訊就問吊。鎮長得力排眾議，堅持先讓法官開庭定罪才可。實情是，那樣的鎮長，有時成功，有時失敗。

如果法官得順從多數意見，而不謹守崗位，依法行事，那法官是失職的。先勿論輿論並不一定對，縱使它是對的，也不能由它來決定法律，否則就是輿論審訊了。如是，我們不必有獨立的法官，也不需要法院。就讓「群眾意見」來公審好了。法院獨立，正正要法官不受一時一地的民意來斷案。法官判案，不見得都合當時人的「胃口」，但必須有獨立的司法系統。其他任何的選擇，一定更糟。因為，那是文明社會的最後防線。

賀衛方與嚴復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8月10日論壇版)

前不久，賀衛方為文談中港兩地的法治問題，提到嚴復在英情況。覺得頗有意思，略為補充一二。

嚴復掌福建船政學堂。清政府派他出國，是考察船政。可惜他回國後，沒有受李鴻章重用，結果成名於著書立說，繙譯歐洲近世經典。那是後話。

同期赴歐的，不只嚴復一人。船抵英國，公使館派人往接船，又設宴招待全體「留學生」。時任清廷駐英公使的，是湖南人郭崇燾。用候補侍郎官職，獲派倫敦，成為中國駐外第一位外交人員。叫「大使」，是後來的稱謂。郭後更兼英法兩國公使。在英期間，目睹歐洲中國之別，知要富強，必須急起直追，大力改革。奏摺多言「西化」論，引起朝中保守派諸大臣不滿，把他調回，又不許回京。落得投閒置散返鄉的下場。固然是郭公使的不幸，更是中國的不幸。可惜，當時人都不那樣看。

公使館晚宴席上，郭與一眾「考察團人士」交談。顯然是言談間，嚴復有較特出的表現，故飯後郭氏獨留嚴復，兩人翦燭夜話。當時郭崇燾何以慧眼獨具，邀嚴君論西方政經，我們不得而知。賀文沒有談到的，是郭氏明知嚴君習船務，以備日後自建海軍時有材可用，但卻鼓勵他課餘多觀察英國政治經濟、風土人情，特別是要他到法院觀審。這，改變了嚴復的整個後半生。

嚴復返國，是一八七九年。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，卻從未受李中堂重用。他的日本同學伊藤博文和東鄉平八郎，卻成了日本現代化的大功臣。甲午戰後，他大受打擊；開始發奮譯介歐洲思想，尤其「英國何以得富強」這問題。最終強調，英吉利的強大，基礎在一簡單的原則：「法律觀念，公正不偏」。他要求清廷改革法律，用普通法作藍本。當然不獲「天聽」。

麻煩之源來自內部

他曾寫就〈擬上皇帝書〉，卻來不及上呈光緒。內言國之大患，在弱民智。力陳舉國問題，外力佔小；麻煩之源來自內部。所以所需者，非一點一滴的改革，而是上下整個觀念的轉變。要能與歐洲列強爭一日之雄長嗎？你得具備有活力的、動態的文化。你得創設一種政治制度，用司法公正作骨幹，使百姓心悅誠服。

賀衛方與友人同時覺得，深圳河兩岸都是中國人社會，為甚麼司法制度那麼不同。我想嚴復早就提供了答案，我們沒好好聆聽吧了。

多少博．多少雅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7月27日論壇版)

幾年前，在這個欄目上，談通識教育。一口氣寫了多篇。記得曾經引用嶺南大學作例子。他們起的名字，叫博雅教育。實在不俗。不過大家好像習慣了叫「通識教育」，所以就「隨俗」。名稱不同；目標，應該是一樣的。

無獨有偶。最近真有名「博雅」的同學，隨父母來談天，說自己要追求的，是「人如其名」。

這使我想起了兩岸三地的訓練方式。

在台灣，他們也用同一名號，叫通識教育。各大學都設有「通識學部」或「通識中心」。我一位老友，就是某中心的負責人。就所知，各校沒有共通的看法，但都像「聊備一格」似的。主修學分佔多，學生根本不可能企求「博雅」。起碼，和北美的通識課程相比，是這樣。

在國內，稱謂不同。他們叫「素質教育」。我想，好些院校也真有意開拓的；但有着共通的困難：大學不能減少政府設在課程中的必修科目─儘管教的學的，都是「交差」心態：明知大家都沒勁，但無法改動。有大學負責老師要求，要我用「外人」身份發表意見，希望減少政治學分，增強素質課目。文章送上去。不得發表。

在香港，本來是佔盡地利的，卻不見得我們就好到哪裏去。在大學，要恢復四年制了，但不見哪一所大學來個振臂一呼，要強調追求博雅訓練。社會上，一般人所了解的通識，還是停留在「教科書以外多知一點東西」。於是呢，電影院該放甚麼片子，老翁厭世跳樓等報道，都是「通識」，都堂而皇之進入「通識」讀本中。

又或者，說通識是「通學」，也即是雜學。根本不必開一科來考。叫同學在家中隨便東翻西檢，找些不同的書刊雜誌看看，也夠雜的。果真如此，我們不必談這個問題了。駁雜無文的雜，可不是博雜成文的雜。通識是雜開，雜學卻不就是通識。要不然，人人都是通識專家了。還是中大的朱順慈教授說的好：我們該問問，我們期望一個讀完六年中學的青年人，需要懂甚麼？

甘陽老弟在中山大學，開設了博雅學院。取錄學生時，先聲明那不是給你致富的求學。內容側重古典訓練：中西兼有。

那和我們說的通識，並不相同。但他們追求的「雅」，卻是我們所缺乏的。一個大學生，到畢業了，連一點兒古典文化都沒有涉及─不論是文學、哲學，還是音樂、建築；也不論是中國的、西方的，她怎配稱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？

平心靜氣看我們的通識教育。大家是不是應該坐下來，問一問：目前的發展方向，能給下一代帶來多少「博」、多少「雅」呢？

勝於潑罵的討論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7月06日論壇版)

鬧哄哄的「政改」，算是落幕了。

事情當然不曾了結。

香港立法部門的結構，在《基本法》中有規定。不必多說。但從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開始，到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定案，整個過程，早把「功能組別」這傢伙，安排定當。在今天看，這些組別大可取消；在當時看，不能說全無道理。這不是我的重點，先不論。

值得想一想的，有很多。篇幅有限，不能逐一討論。先考慮兩點。

反對的是小圈子

首先，有論者認為，現時有功能組別投票權的人，屆時將不能涉足新增議席上；但這類人傾向支持民主，所以到時他們只能投自己的界別，與新增五席無緣，因此實質上對民主派不利。

這點大可商榷。看看今天的界別分類。功能組別的選民傾向支持民主？你頂多說，法律界、教育界、社會服務界、甚或醫療界的票，有這個可能。其他大多數的呢？甚麼金融界、銀行界，甚麼零售業、進出口、地產、會計、交通運輸、飲食、工程、商界（擁有兩票）、鄉議局，等等，怎樣？他們背後的選民，「傾向支持民主？」我看不是的。

至於說，他們的總票數有限，不一定能全面左右大局，固然也不一定對大局毫無影響。這是個經驗問題，待有了統計數字才好說。

其次，反對新增區議會五席的人，說那是把功能組別擴大，不是縮小，不應該。

心平氣和地談。

先問：我們為甚麼要針對功能組別？是因為組別的議員每個都不堪、人格操守全敗壞？不是的。是因為那一眾組別，都對社會毫無貢獻，沒有幫助香港發展？也不是的。但因為每一個組別的功能，在照顧該組別的成員利益─成員人數多寡不一；怎麼說，都是小圈子選舉的產物。（有些甚至不必選的。）他們服務的，是某特定的階層─例如，會計界服務的，是一小撮會計師。餘此類推。而民主的假設，是人人政治權利平等。只服務某一專業人士階層，太狹窄，於理不合。

再問：新增區議會的議席，符合「功能組別」原來的定義嗎？他們屬於某「特定專業界別」嗎？他們服務的，是某特定行業嗎？他們是從小圈子界別成員中推選的嗎？

我沒有黨派背景。不為任何人說項。

只覺得，討論，無論如何勝於潑罵。

政治中立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6月22日論壇版)

剛過去不久，「政治中立」這四個字，街頭巷尾都可以聽到。人人高談闊論，把它拿作笑柄，直像政治中立是不該存在的；又或者，如果真有這回事，也大可不必理會。結果是，大家都看它是「官家」的擋羞布，隨時可以扔掉的；根本不去冷靜想想，有沒有可派上用場的地方！

事出學府的「官方」言論。剛巧自己經歷過的「政治中立」事件，也發生在學府，就拿出來和大家參詳則個。

在大學求學期間，碰上選舉。甲乙兩黨都努力爭取大學生的支持。在校園裏，各自的競選宣傳站、橫布條、兩黨的義務工作人員等，四處可見。不知怎的，甲黨的競選政綱中，突然添上條文，說要求政府增加私立大學的資助云云。這麼一來，學生會立刻有了反應，在學生報上刊公開的立場書，並要求校方「為了學生的利益」，公開表態，明示擁護甲黨。

校方發表了公開信，清楚表明：投票，是每個人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，是獨立判斷的後果。所以，每個合資格的學生怎樣投票，大學絕不應干預。同樣，大學是一所教育機構，她不能「唆擺」學生怎樣投票，甚至不當「引導」大家的投票方向。因為，那樣做，會使大學失掉了她的「道德底線」。在民主國家，大學不能偏袒任何政黨；在某些事上，她確是得「保持中立」。

固然不能一概而論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，南非實施種族隔離政策，引來舉世譴責。聯合國實施經濟制裁。奧運會、英聯邦的活動─包括旅行和貿易、世界盃等，全給她關上大門。

某種道義考慮更重要

當時，美國各私立大學，也引發出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。事緣諸多名牌大學，包括哈佛、耶魯、芝加哥等，都設有基金會，聘專人給大學四出募捐和營利。他們都在南非的金礦和鑽石礦場有投資。

學生團體、媒介、教會等批評初起時，大學還是用「政治中立」作擋箭牌，認為大學在各政府間有紛爭時，當保持中立。慢慢的，當論辯變成一場道德爭議，各大學相繼讓步，承認某種「道義考慮」，是高於「政治中立」的。

我們觀察世事，最好不要妄下斷語。你儘可以不喜歡「政治中立」這塊招牌，它倒不全是一片擋羞布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