迂迴地走路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1月30日論壇版)

在大馬發展法住文化十分成功的，要數霍韜晦。他最近發表長文，要我們重新審視自由與人權，因為，不是說自由和人權不好，而是兩者合撐起的民主政府，解決不了問題。更深層的困難，是因為始作俑者，是資本主義的興起，種下了問題的禍根。它讓人性貪婪發酵，但用自由與人權的名，使自己「合理化」。

好了，這兩柄利刃，現在是「舞過了頭」，製造了諸多災難，要靠政府來收拾敗局。社會安定，靠政府帶領。所以人需要「強勢」政府。但大家又擔心，怕失去自由，很矛盾。要解這個矛盾，我們得重新檢視自由與人權。成或敗，要看大家「有無覺醒」。言下之意，我們該增強政府權力，削減自由人權。

大馬的拿督張曉卿，發表「元旦獻詞」，呼籲中國人「追尋人權崛起」。他認為，主權是為了人權而立，而人權不是為了主權而立。（這點不敢肯定。）如果國家踐踏人權，她的主權有沒有合理基礎，當受質疑。（這點相當肯定。）

他問：當年蘇聯用國家名義，追尋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，結果是屠殺了多少自己的人民？對於以百萬計的、給送進鬼門關的老百姓來說，是人權重要還是主權重要？主權，當然是政府行使的。

他們兩位，都不是年輕人，都不會胡言亂語。一個認為人權不足，一個覺得人權過分。大家會怎樣取捨？

人權，不像代數，有具體公式可以計算的；而公式，沒有國界，不受意識形態左右。就不同法律制度下，也會有不同的內容。就理論說，它也沒有一個普世標準，全球公認的。我常說，能好好實踐民權，已很不錯了。縱使是民權吧，你也需要用自由和法治來支起它，否則任何權利都沒有保障的。

自由、法治、權利都要有，你又要有一套經濟制度來配合。假定說，社會主義可以配合的，那就用社會主義吧。老百姓不會理會你用甚麼主義，只要有自由法治權利就行。可歷史經驗，從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，人民享有那些東西。人性貪婪不見消失，官性貪婪大行其道。好，那甚麼主義也不要，就要好貓主義吧；又或者，不要主義，能解決問題就可以了。

話可以說得很動聽。可惜，人的智慧，追不上人的說話。我們見不到有自由的社會主義，也沒有不貪婪的資本主義。

也許，歷史就是這樣迂迴地走路。

文明的底線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2年01月09日論壇版)

數年前，龍應台用公開信的形式，寫了一篇鴻文：〈請用文明來說服我〉。轟動一時。最近，龍大姐又獲邀到北京大學演講，談的是「文明的尺度」。她從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夢，說到七八十年代萌芽的台灣夢，到民主運動陣痛開花，再度強調那是民主結果前的必經過程。（我不那麼看。）然後在總結時，說了自己的「中國夢」：她希望大國「文明崛起」。文明的準則是甚麼？怎樣去量度？她舉了例子：人對他人有沒有同情心？會不會排斥愛滋病患者？會不會歧視那較不幸的？女性受怎樣對待？等等。

如果要比較兩者，我想最低限度可以說，前者的「政治味道」較濃，後者的重心在「社會價值」。她在演辭中，好幾次提到秋海棠。我自己讀後一再思量：社會價值，因人而異，不足為奇；但那跟秋海棠有甚麼關係？上一代的人，隨國府遷台，那真是大江大海的「割裂」了；他們懷着強烈的「于右任心態」，絕對可以理解。沒有了「鄉愁」，植根寶島，還何來「中國夢」？各種社會價值，放在哪兒還不一樣？那跟南非夢，海地夢，以至其他夢，有何區別？

文明不能孕育秩序，那文明是假的。秩序不能共同遵守，那秩序也是假的。印度人自嘲，說幾千年的古國「不文明」，正因為國家的法律，可以因着宗教種性的理由，使不同的階級可以有不同的應用。直到最近，印度國會才正式提出討論，是否要廢掉賤民階級和附帶的社會標籤枷鎖。從任何角度看，那不是法治社會。

烏坎事件，暫告一段落。據說是因為村代表與當局談判後，得到滿意答覆，所以鳴金收兵，停止所有抗爭活動。討價還價的內容，外人當然不得而知。常識判斷，村長的動員能力那麼強，官府諒也不能信口胡謅。

問題是，為甚麼那麼多人，第一個反應是：他收了多少？莫不是給公安收買了？實情固然未必如此。但這反映了甚麼？

社會上的衝突，不是用法律，而是用賄賂來解決的。起碼多數人是這樣相信。行賄的手段，是金錢，不是法律。法律生成的秩序，可以不遵守，那樣的法律秩序，是假的；沒有基礎的法律秩序，自詡文明，也是假的。一天到晚自誇，說甚麼幾千年文明古國，也只是賣柑者言，經不起考驗。

看來，現代文明的底線，不是民主，也不是社會價值，或同情心，而是法治秩序。沒有了這個，甚麼也保障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