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識老師的常識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1年06月28日論壇版)

大半年前，在這塊園地，發表過一篇淺文，談「文明社會的底線」。大意謂法官必須能獨立判案與量刑，也就是司法必須不受干預。文章刊出，友朋取笑，說那直是「常識範圍」的東西，何用你鄧某人在報角囉囌。當時就想，他們也說得對，也許自己太杞人憂天了。

最近見各大中英文報章上，刊登了一份調查報告，才發覺，我沒有「杞人憂天」。

在國內的大學，他們叫素質教育。在台灣，他們叫通識教育。在香港的大學，也設有通識學部。如果問：按照通識學院的標準（不是我們咱家的標準）來評定，哪個達標？我會說，三個都不及格。當然，各有不同的背景與情由，也各自花上不同的資源在改善。但起碼，那是大學的課題。

我們的教育部門，在高中推行「通識科」，是必修的，將來要用考試來評核。科分六大範疇，花三年學習。按常理推，每所中學總得有三位教師專任。高中教師多年來，皆專任；一般來說，你任教的科目，就是你在大學的主修。但通識不是一個科，所以我們的大學，沒有「通識系」。可以想像，各老師是從本來科目（不論物理還是地理）抽調過去的。明白到他們沒有「底子」，所以當局早安排了訓練課程。結果怎樣？

「通識」可以通過如此「訓練」去「教」的？

調查報告，按隨機抽樣，訪問了五百多個教師。就人數比例說，這個「樣本」不可謂小。（固然，調查可以有偏差，可以不準確。）但結果卻教人憂慮。為甚麼？

因為，據報道，相當大比例的受訪者認為，法官應該聽取民情，判案當「順應輿論」。還有，政府只要認為「合乎公眾利益」，在推行公共政策時，不必太理會「法律小節和約束」。

全世界沒有任何政府會說，它的政策是「不符合公眾利益」的。就定義說，行政部門的職能，在忠實執行法律。假如認為，守法會變得阻手礙腳，所以繞過它好了，免得麻煩；那要法律來作甚？說法官斷案應順應民意，就更離譜了。判案只一個標準：法律。可以不守的法律，沒有尊嚴；那樣的社會，沒有公義。一時一地的民意，往往靠不住。如果法官要順應輿論，那不如「公審」。不是說，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」？果真那麼雪亮，就讓群眾判案好了，何須法官？更不必有獨立的司法制度。那把法院一併去掉算了。

這是為數不少的高見：我們通識科老師的常識。

近乎「常識範圍」的觀察與反省，看來並不那麼「常識」的。

有包容 無鞭策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1年06月13日論壇版)

五月中，明報創業五十二周年。報業集團張主席送上獻詞。全篇論歷史、說功過、談期許，條理分明；相信是思慮而後成文的。

張君支持文化事業，大家都覺得他很有魄力。他的誠意，我不懷疑。起碼，真姓實名寫文章，不像那些化了名吞舌吐吐的。

全文不短。報刊上白紙黑字刊行。讀者可找來看。就事論事，我不可能每一點都詳說。就談談自己的觀感吧。

獻詞提到中國社會在變，稱讚經濟發展的成就。那也屬實。說那是胡溫領導的功勞，「告別了共和國歷史上的動盪與不安」。如果今天沒有動盪與不安，我們不需要叫出「維穩」的口號，不須「要和諧不要衝突」。也許，你會認為，蒙、回、藏地區的騷動，各省分的警民對峙，甚麼甚麼日子來了，立即緊張兮兮的，軟禁的軟禁，拘捕的拘捕，等等情事，都不算是「不安」。那甚麼才算？

那舉國體制　不是民主

他拿汶川大地震的情況，與外國災情相比，並盛讚中國的重建成功，說那是因為「發揮了舉國體制的力量」。還有，京滬高鐵能建成，同樣是那力量的展示。先不論為甚麼要拘禁調查汶川地震死難名單的人。重建能有多少成功，海外──包括香港的捐款贈物──出了不少力。但那不屬體制的東西。說「舉國體制」，也只能是說集權力量。理論上說，在某些公共政策上，集權體制來得比散漫的自由社會要有效率，人所共知。那為甚麼不乾脆說，我們選集權好了，不必吵吵嚷嚷的？

拿這個跟百年前的清末民初比較，合理嗎？盛稱今天優於當年萬倍，因着有個「舉國體制」，使人想起當年西單民主牆上的名篇：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？那舉國的體制，一定不是民主的。

然後輕輕的說：不要用行政來主導司法，拒絕黨大於法的誘惑。咦，這說給誰聽的？誘惑，是一些東西我要擁有，但還沒有到手，才能成立的。連槍桿子都得靠黨來領導，司法不用黨的行政主導，用甚麼來主導了？文革後，彭真面對「法大還是黨大？」的問題啞口無言；時至今日，仍舊無言。這叫「誘惑」？假如我是領導的頭頭，我一定問：那我主導誰？

給現況說項，要大家「予以祝福，予以理解；予以鞭策，也予以包容。因為一個國家發展的進程，尤其像中國這樣一個積澱非常深厚、頑固，並存在着千頭萬緒的大國，一切的改變，不可能一蹴而成……。」

好說好說。真是包容得緊。奇怪，何以民國三十八年，沒有人給中共說同一番話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