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文的濫用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0月19日論壇版)

嚴復在繙譯赫胥黎的《天演論》序言中，提到介紹外語來中國的一項技術難題：缺乏對等辭彙可用。所以他得自創很多新名，以便國人閱讀。但很苦；自稱「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躕」。可見前人用心。

一九○五年正式廢科舉以前，中國的讀書人讀經應考，全屬傳統文辭。從林紓、嚴復到五四，是大量引進外文作品的高峯期。譯文良莠不齊，本是自然。同時又挪用了很多和文。所以今天漢語用字，借用了不少日本名辭。很可惜，嚴幾道的謹慎藝術，我們沒有了。六十年代留學潮開始，到英、美、加等地佔多。從此引進的，主要是譯英文的東西。可英文的細緻，在中譯文裏又不多見。很多時就是譯了，大家信手拿來，含糊運用。市井之徒，也就罷了；讀書人，實在不該。

試試看：人性、人民、人文、人本、人道等辭，哪個是本有？哪個是外來？多少人能說個明白？（先不要在下面加上「主義」兩字了。）勸人家處事多點「人性」，對「人民」多點同情和關懷，就叫「人文素養」？勸人家要有人溺己溺的心，要本着「人道」意識去幫助他人，就叫「人文精神」？那還有甚麼不是「人文」的？

無意中讀到盧子健君大文，提到中國的自然災害，鼓吹大家努力協助；更提到我們的貧困省區，問「人民福祉，我們平日有沒有關懷？」又四川大災，我們助了多少？那同胞物與的精神，固然可敬。但他通篇呼籲的，是協助不幸者的重建工作，卻用「人文精神是重建復興之路」為題。

世界各地，尤其較落後地區，不幸碰上風雨地震等天災，聯合國都會提供人道援助，送上人道物資。遇上因戰亂而大量人口流離失所，一旦有傳染病，可能有人道災難。人人伸出援手，表示同情，都叫人道精神。香港入境處，有時會用人道考慮作理由，延長某人的居停期限。對某些動物，有時我們會用上人道毀滅。

在大學求學，科目繁多，舉凡藝術、文學、音樂、繪畫、宗教，到文化、哲學、史學、語文，甚至考古，等等，我們叫人文學科。那是給人滌蕩靈台，培養人文素養的機會。素養提升了，怎樣發揮，人人不同。與「人道工作」，沒有必然連帶關係。

教育局的李志雄兄，很關心中學生的人文素養。他指的，並不是叫你多一點同情心。

你緊張甚麼？今天，就連痛苦都可以「分享」啦，何況「人文」！想着啞然。

法治理想國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0月05日論壇版)

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，本來有一位法官，叫馮繽。他跑到高級人民法院門前，「上訪鳴寃」。為免自己受公安誤會而遭毒打，特穿上法官袍服行事。組織中勸他打消上訪，他不聽，認為循正當法律途徑無法解決問題，不得不出此下策。結果呢，問題沒有解決，他卻在七月底給解除了職務，還給開除黨籍。

理由？院方認為他「偏執、不通現實」，上訪使孝感市「丟臉」，是「法官的恥辱」云云。

○八年，從最高法院開始，全國法院工作的指導思想，是胡錦濤一年前提出的「三個至上」口號：「黨的事業至上，人民利益至上，憲法法律至上」。跟着，全國各地各級法官就職的宣誓儀式上，都懸着那「至上」口號的布條。並且，很明顯，是接着該次序來排示的。

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（按職銜當對等於國府的司法院院長，或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），指示屬下工作時，這麼說：「司法權必須服務於黨……的根本任務和發展目標；法院必須把工作放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加以考慮。」諷刺的是：日本的地區法院，因政治理由釋放了詹船長，讓中國贏得了面子，讓國際社會取笑她放棄司法獨立原則。

幾年前，司法部長吳愛英給司法人員訓話時，要大家「教育引導廣大律師講政治、顧大局、守紀律，忠誠履行律師職責使命。」未知吳部長有沒有想過，使做律師的忠誠去履行職責，守着法律尊嚴的紀律，與「顧大局、講政治」這些政治考慮有衝突時，該怎麼辦？

歐美各國取笑日本，倒不是要在釣魚台問題上給中國幫腔，而是自號有文明、守公義的國家，竟然捨棄了司法獨立的原則。為甚麼要司法獨立？很簡單：司法不獨立，不可能談法治社會；沒有法治，人民不會信任法院可給他們保障。民無信不立，這是我國古有的名訓。除非你說：信，由我；不信，也由我。那大家不必多說話，更不必奢談改革了。

縱使不說「憲法法律」是贅詞，我們把黨的利益放在法律頭上，那麼法院的審判長斷案量刑時，先考慮的是黨員身份；法官職責變得次要。如果大學的法學院要配合，那只能是黨化教育，不可能有法律教育。甚麼公義、平等、民權，等等，都得靠邊站。因為法官要衡量的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，不是法理的伸張，而是黨和國家的「工作大局」。

老朋友周天瑋寫了《法治理想國》，兩岸都有出版。不知多少「司法黨官」看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