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山之石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2月27日論壇版)

１９７０年，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蘇聯的蘇索尼津（A. Solzhenitsyn）。當時，莫斯科的《真理報》是這樣說的：那是個卑鄙的誣衊者，為了套取資本主義的髒錢，不惜玷污自己的祖國。

１９５８年，巴斯頓納克（B. Pasternak）得同一項獎。他的《齊瓦哥醫生》給列為禁書；油印鈔本卻在地下流傳。作品流到西方，給改編成電影，轟動一時。獲多項奧斯卡獎。當時，官方的「蘇維埃作家協會」說：他是個與世隔絕的隱士，沉迷在自我道德墮落中。

早就舉世知名的沙哈洛夫（A. Sakharov），是蘇聯「氫彈之父」。後來，他放棄了科學生涯，為人權自由呼號。１９７５年，得諾貝爾和平獎。當時，莫斯科電台說：他不是個東西，自以為重要；他寫的和說的政治論述，無非是為了取悅在西方的主子。

他們三個，都沒有親自往領獎。巴斯公６０年去世。８０年代後期，戈爾巴喬夫上台，推行開放的「自由化」政策。《齊瓦哥醫生》一書解禁，一紙風行。作者本人不光得「平反」，更進入俄羅斯作家的殿堂。

大鬍子蘇索公，給內部放逐到西伯利亞。７４年，《古拉格群島》在西方發行，克宮十分不滿，強行把他和夫人推上飛往西德的客機上，流放他。後來，他在波士頓郊外隱居多年。９４年，官方盛大歡迎他歸國─９０年已恢復他國籍。２００７年，俄羅斯總統普京，親自頒給他國家人道獎。

至於沙哈公，８０年給流放到伏爾加河畔的工業城高爾基（Gorky）。不許與外界接觸，尤其是西方記者。８５年，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，親自給他致電，邀他回莫斯科居住。前所充公的所有獎項榮譽，悉數歸還。８９年，他更入選為國會代表，立時發表演說，重申自由立場。大受歡迎。可惜同年底，因心臟病去世。今天，他的名字，在俄國的廣場街道博物館，隨處可見。在聖彼得堡，更立有他的銅像。

蘇索公的獎，是後來補領的。沙哈公的獎，是太太代領的。巴斯公的獎，是兒子在多年後才領的。

幾位得主，都受當時的蘇聯政府逼迫，都無法赴挪威赴瑞典領獎。他們付出了屈辱的代價，最終贏取得榮譽，還有世人─特別是他們自己同胞─的尊敬。

歷史，不一定重演。但他山之石，是否也可以拿來？

哪一種忠誠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2月14日論壇版)

二十多年前，劉賓雁寫了《第二種忠誠》，轟動一時。裏面提到三種忠誠。第一種：俯首聽命，從不質疑。第二種：有某種信念和原則，並願意為此而付出代價。第三種：有世故的算盤，為一己的利益而忠於掌權者；一旦擁權者換人，他的忠誠亦步亦趨。劉君推崇第二種，有點像古代的諫官：昏君本是賢君，誤入歧途而已；我乃諍諍諫友，縱使要面對厄運，還希望他改過。

劉君想到的，是人的問題，不是制度的問題。苦口婆心，也許能改人，但改不了制度。

「好公民」未必是「好人」

六十多歲的李君，幾個月前正式辭任國資委主任。據報道，他離職前曾說，要「感謝黨組織的多年培養……。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和雨露把我培養成人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使我開始從事領導工作，黨……把我推上高級領導幹部崗位。我自己評價自己是一個忠臣，忠於黨、忠於國家、忠於事業，為黨、為國家、為事業無怨無悔。」

言論是否屬實，不得而知。揆諸今天國情，大有可能。若然，他倒誠實的；起碼他沒有說忠於自己的良知。忠於黨和國，那是起碼的官樣文章，當然要說給「組織上」聽的。忠於事業，也就是忠於自己的切身利益，合理。

不過，同理，七六年前忠於主席為首的黨中央，七六年後忠於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，然後又忠於總設計師領導的黨中央，那又屬於哪一類的忠誠？忠誠，沒有界線的？

亞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學》，是古代希臘哲學的經典。在第三卷中，亞氏提到誰是公民的問題。跟着他問：公民，要忠於身處的城邦（國家）。然則良好的公民，是否就是堂堂正正的人？「好公民」和「好人」，是二而一的東西嗎？他的答案是：不一定；多數不是。很多例子說明，一個好公民，往往是個壞人。

納粹的艾克曼（Eichmann），是個典型例子。他忠於祖國、忠於黨、忠於領袖；他執行國家頒下的命令，不質疑，唯命是從。戰後的戰犯審訊中，他自稱忠誠的國家公僕。他忠實執行的責任，是屠殺無千無萬的猶太人。

如果不論國家性質，不問法律制度等是否合理，不管政策為善為惡，你都自詡忠臣；那麼，國家要你行惡，你照行不誤。就國家角度看，你是個好公民。但你也同時是個壞蛋。

胡菊人曾經說：我得先成就一個有良知、有正義感的人，我才能成就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。說得對。不然的話，任你選哪一種忠誠，都無濟於事。

人家的月亮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1月29日論壇版)

幾周前，應邀到某智庫的研討會，談通識教育──自己心目中的通識教育，不是今天在中學推行的通識科。碰到老朋友王淑英教授。她是個社會學家，但在這個問題上，和我「臭味相投」。大家都覺得，要訓練我們社會的年輕人，使他們有識見、有修養，「通識教育」是個必須正視的東西。

最早和我談論，又關注到中學生人文素養的「官員」，是教育局的李志雄兄。李兄是個有心人，不斷想辦法，要打通文理分流的不良後果，老希望中學畢業前，同學能打破那涇渭分明的格局。

剛讀完錢鋼編著的《大清留美幼童記》。很有意思。就用書中某些故事作借鏡，看看能否給我們啟發則個。很多人都以為，那是「庚子賠款」後的留洋生。不是的。中國第一批派出洋二十多人，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事。主要是容閎安排、曾李啟奏、朝廷諭准的。裏面名人很多，詹天佑、周壽臣等都是。

一八七六年六月，在美國麻州春田市，有個中學生演講會。中國學生參加者四人。鍾文耀（後當滬寧鐵路局局長）講的，是色諾芬（Xenophon）作品選段。他是誰？蘇格拉底的名徒，柏拉圖的同門。有自己的著作。當中著名的，叫《追思錄》。香港的鄺健行教授，直接從希臘文譯成中文出版。可惜，社會不曾理會。

張康仁（在美執業首位華人律師）講的，是西塞羅（Cicero）的選段。他又是誰？羅馬共和時期的名修辭學家、律師、元老。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，不要羅馬成為帝國。終遇害。仿效拍拉圖，曾寫了一本書，也叫 Republic。

兩年後，梁敦彥（後任清政府外務大臣）在畢業典禮中，講俄土戰爭，痛詆俄人狡猾殘忍，據說聲淚俱下，聽眾掌聲如雷。
清廷目的，要幼童學「夷人」的輪船槍炮；所以他們赴美，習的是輿圖、天文、測海、數學、造船、製器等。也就是理工救國的初版。要船堅礮利？西學為用足夠了。

要通識不必讀通識科

就這麼三個例子，我們看到甚麼？他們都是中學生，都集中念理工的科目。可他們就讀的學校，除了理工訓練外，還有文學歷史。要不然，幼童不可能有那份能耐，那樣的外文底子，去「演出」那樣的題目。

那不已是很好的「中學通識」典型？學生既習理，也習文；不必是全面融通，起碼有個梗概。而彼邦的中學，並沒有一個叫「通識科」的東西。

人家的月亮，不一定更圓。看作借鏡，總可以吧？

奧威爾的良知與自由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1月16日論壇版)

剛幾天前，李歐梵學長在雜誌發表文章，提到奧威爾的《一九八四》。他說公安部門的審查機器啟動，大批網警出動，在網上刪帖；凡有談到劉君或諾獎的，全給掃掉。歐梵問的，並不是那實際可行與否的問題─雖然，他認為那是徒勞又白費氣力的，他問的，是「良知與自由」的問題。

網警活動天天在，否則就不是「老大哥」本色了。談的人已很多，不贅。有意思的是英國上世紀的大文豪奧威爾。他的《動物農莊》，早年是中學生必讀的。兒時看那改編的卡通影片，叫「肥豬王」。當然不甚了了。稍長，讀《一九八四》，才懂得回頭審視斯大林的集中營。那時還沒有《古拉格群島》和《癌症病房》。

就文字說，奧氏散文可能更精采。他本人也是個傳奇。在英屬緬甸出生，討厭殖民地政策。回英就學。離開牛津後，回緬甸當警務人員。西班牙內戰起，和父母一起志願參戰，抗佛朗哥。回國參加「費邊社」，自稱社會主義者，卻堅持自由。受左翼團體排擠。一九五○年去世。終年四十七歲。可謂英年早逝。

蘇聯的秘密警察和勞改營，惡名昭彰。三十年代歐美「浪漫人士」，無視那奴役與踐踏，反而大作頌歌。奧氏和他們辯論。《一九八四》在一九四九年出版。翌年他就離世了。那時候，他未見土改，未見反右，未見偉大的文化革命；憑想像寫出了「老大哥」的恐怖，已轟動文壇。如果他見着那嚴密的監視，無情的洗腦，無義的出賣，不人道的折磨和摧殘，不知書會怎寫？

不數年後，畢貝利（Bradbury）的《華氏四五一度》（Fahrenheit 451）面世。也曾改編成電影，香港譯名叫《烈火》。老大哥在那裏，根本不必秘密行事。國家公安是「滅火員」，職責卻是「縱火者」。每到一地，知道人民有藏書（知識的象徵），就一把火燒光。不願離「書」而去的，就得「殉書」。統治者能毀滅知識，就能毀滅自由、良知。到最後，老百姓沒有辦法，就用很多人，盡可能把很多的書全給強記背誦了，然後逃到深山，用口傳，一代一代的，使「書」能延續。

為了保有知識，也就是良知與自由，你得付出那樣的代價。

給奧氏寫傳記的，是倫大的奇歷克教授（B. Crick）。有一次，他問奧氏：如果自由與平等二者，你必須選一，又只能選一。你會怎選？當時奧氏想也沒有想，就回答說：自由。

難怪他左右不討好。

良知與自由，缺一不可。歐梵兄還是對的。

不要也罷！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1月02日論壇版)

在一個公開諮詢場合上，某君提問。他行將大學畢業了。問題大約是這樣的：我快要到社會工作了。看來工資不會高。政府的房屋政策，無助我置業。女朋友說，買不到房子，她就不嫁我……（你說怎麼辦？）

政府官員的回答，不是我要討論的。先不置褒貶。

友朋談起，直搖頭。都怪「八十後」少不更事。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。某君未必是八十後的縮影。他同輩中，很多是有朝氣、有作為的。拿我這一代相比，他們比我們更關心社會，更願意挺身。

但看着那一幕，着實教人難過。

小時候，父母都給我們小錢箱，訓練大家積蓄。（肯定這不是個別經驗。）要買玩具嗎？先儲夠糧餉。花零用錢，要量入為出；買想要的東西，要量力而為。當年滙豐銀行的廣告：只有儲蓄，然後見到將來。社會的氛圍，不鼓勵人好高騖遠。要踏實做人。自小長大，住的都是房東的房子。父母外出謀生，很多時還得分租房間，幫補家計。何曾怨過？何曾向政府伸手？

是了。人買不到房子，是政府的責任？政府的經費，哪兒來的？它怎麼可以慷他人之慨，拿了納稅人的血汗錢，去補貼某君你的投資計劃？年輕的朋友，請不要告訴我，你買房子，是拿來當祖屋，沒有投資考慮的。

更奇怪的，是你成婚與否，也是政府的責任？那有甚麼不是它的責任了？政府的職責，只在保障人民的性命財產，維護社會秩序和公義，如此而已。如果百姓的婚姻它都可以干預，那它的權力會無孔不入。事事用政治力量來「管理」，我們的個人自由，早晚給管理掉。

最難堪的，是我們的教育。受了幾年高等教育，接受過大學的洗禮，這就是結果？社會用上偌大的資源，希望培養下一代的棟樑；說得「曲高」點，是「為國育才」。如果那樣的表現，那樣的視野，就是今天大學所育出的才，那這個國還有甚麼希望？

戲謔一點，你更可以說：政府的勞工政策，無助我找到愜意的工作；政府的教育政策，無助我找到自己滿意的學校；政府的住屋政策，無助我有自己的安樂窩；政府的……

嗯，妻說，那樣的女朋友，不要也罷！

人文的濫用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0月19日論壇版)

嚴復在繙譯赫胥黎的《天演論》序言中，提到介紹外語來中國的一項技術難題：缺乏對等辭彙可用。所以他得自創很多新名，以便國人閱讀。但很苦；自稱「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躕」。可見前人用心。

一九○五年正式廢科舉以前，中國的讀書人讀經應考，全屬傳統文辭。從林紓、嚴復到五四，是大量引進外文作品的高峯期。譯文良莠不齊，本是自然。同時又挪用了很多和文。所以今天漢語用字，借用了不少日本名辭。很可惜，嚴幾道的謹慎藝術，我們沒有了。六十年代留學潮開始，到英、美、加等地佔多。從此引進的，主要是譯英文的東西。可英文的細緻，在中譯文裏又不多見。很多時就是譯了，大家信手拿來，含糊運用。市井之徒，也就罷了；讀書人，實在不該。

試試看：人性、人民、人文、人本、人道等辭，哪個是本有？哪個是外來？多少人能說個明白？（先不要在下面加上「主義」兩字了。）勸人家處事多點「人性」，對「人民」多點同情和關懷，就叫「人文素養」？勸人家要有人溺己溺的心，要本着「人道」意識去幫助他人，就叫「人文精神」？那還有甚麼不是「人文」的？

無意中讀到盧子健君大文，提到中國的自然災害，鼓吹大家努力協助；更提到我們的貧困省區，問「人民福祉，我們平日有沒有關懷？」又四川大災，我們助了多少？那同胞物與的精神，固然可敬。但他通篇呼籲的，是協助不幸者的重建工作，卻用「人文精神是重建復興之路」為題。

世界各地，尤其較落後地區，不幸碰上風雨地震等天災，聯合國都會提供人道援助，送上人道物資。遇上因戰亂而大量人口流離失所，一旦有傳染病，可能有人道災難。人人伸出援手，表示同情，都叫人道精神。香港入境處，有時會用人道考慮作理由，延長某人的居停期限。對某些動物，有時我們會用上人道毀滅。

在大學求學，科目繁多，舉凡藝術、文學、音樂、繪畫、宗教，到文化、哲學、史學、語文，甚至考古，等等，我們叫人文學科。那是給人滌蕩靈台，培養人文素養的機會。素養提升了，怎樣發揮，人人不同。與「人道工作」，沒有必然連帶關係。

教育局的李志雄兄，很關心中學生的人文素養。他指的，並不是叫你多一點同情心。

你緊張甚麼？今天，就連痛苦都可以「分享」啦，何況「人文」！想着啞然。

法治理想國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10月05日論壇版)

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，本來有一位法官，叫馮繽。他跑到高級人民法院門前，「上訪鳴寃」。為免自己受公安誤會而遭毒打，特穿上法官袍服行事。組織中勸他打消上訪，他不聽，認為循正當法律途徑無法解決問題，不得不出此下策。結果呢，問題沒有解決，他卻在七月底給解除了職務，還給開除黨籍。

理由？院方認為他「偏執、不通現實」，上訪使孝感市「丟臉」，是「法官的恥辱」云云。

○八年，從最高法院開始，全國法院工作的指導思想，是胡錦濤一年前提出的「三個至上」口號：「黨的事業至上，人民利益至上，憲法法律至上」。跟着，全國各地各級法官就職的宣誓儀式上，都懸着那「至上」口號的布條。並且，很明顯，是接着該次序來排示的。

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（按職銜當對等於國府的司法院院長，或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），指示屬下工作時，這麼說：「司法權必須服務於黨……的根本任務和發展目標；法院必須把工作放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加以考慮。」諷刺的是：日本的地區法院，因政治理由釋放了詹船長，讓中國贏得了面子，讓國際社會取笑她放棄司法獨立原則。

幾年前，司法部長吳愛英給司法人員訓話時，要大家「教育引導廣大律師講政治、顧大局、守紀律，忠誠履行律師職責使命。」未知吳部長有沒有想過，使做律師的忠誠去履行職責，守着法律尊嚴的紀律，與「顧大局、講政治」這些政治考慮有衝突時，該怎麼辦？

歐美各國取笑日本，倒不是要在釣魚台問題上給中國幫腔，而是自號有文明、守公義的國家，竟然捨棄了司法獨立的原則。為甚麼要司法獨立？很簡單：司法不獨立，不可能談法治社會；沒有法治，人民不會信任法院可給他們保障。民無信不立，這是我國古有的名訓。除非你說：信，由我；不信，也由我。那大家不必多說話，更不必奢談改革了。

縱使不說「憲法法律」是贅詞，我們把黨的利益放在法律頭上，那麼法院的審判長斷案量刑時，先考慮的是黨員身份；法官職責變得次要。如果大學的法學院要配合，那只能是黨化教育，不可能有法律教育。甚麼公義、平等、民權，等等，都得靠邊站。因為法官要衡量的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，不是法理的伸張，而是黨和國家的「工作大局」。

老朋友周天瑋寫了《法治理想國》，兩岸都有出版。不知多少「司法黨官」看過？

市井的科學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9月20日論壇版)

抗戰期間，在大後方的西南聯大中，朱光潛是知名的英國文學教授。他不少學生日後都發表了回憶錄。在談到朱教授時，都讚他教學認真，特別是他欣賞希臘人，說古代希臘人的求真態度，中國人不能及。又常常用神話為例，認為奧林匹亞諸神，在古典悲劇中很有「法力」，卻沒有左右哲學家科學家的堅執求真。

後來，他寫了〈對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〉。到今天，還是很多教科書中的範文。我常說，那是最有「科學精神」的一篇文章。木匠、藝術家、生物學家都有自己的看法。我們得明白，那是站在不同角度的「看法」；我們更要明白，不是所有看法，都是「科學」的。也許，他用文學家的角度，卻不囿於「談美」的述說，正是希臘精神的摹仿。

那倒不是說，古代希臘的科學家，就沒有猜想。他們有。但在大膽假設、小心求證的情況下，他們沒有把猜想當事實，更不會用「想當然耳」的方式，去推論幾何學的原理。因為，那不是求真。

外遊回來，從機場乘計程車返市區。司機叔叔搭訕，就和他聊將起來。天放晴，他說過去兩星期，天氣很差，時有雷暴。據說，有人在本港上空，攝下ＵＦＯ（不明飛行物體）的影像，但無法確定是甚麼。

提到這個，他可興奮了。「外星人」，一定有，他堅信。為甚麼「一定」？當然啦，地球以外，星球之多，難以勝數。它們都演進了億萬年。如果地球有人，怎麼可能別處沒有人？比地球更適合生物生長的星球，一定有。

真要感謝自我中心（美其名曰人本）的電影與小說家，把一切想像中的外太空「高等物體」，都繪成有頭有軀有四肢的「像人事物」。於是人人都叫外星「人」。那不是以猜想為事實是甚麼？縱使從人的角度出發，界定甚麼是「生物」，又生物生存的必具條件，我們看到甚麼？所有能見的、從外太空拍回來的照片，沒有一幀見有「像人」的東西，就連「事物」也不見。那我們憑自己的想像──不是邏輯，就可以一口咬定，外太空眾多星球上，必然有「外星人」？

你沒有見過神，你可以相信神的存在。那是信仰，不是客觀科學。你沒見過飛碟，怎麼知道？是了，為甚麼一定是橢圓形的？莫不是媒體的渲染，假科學的流行，把我們的判斷力都弄歪了？抑或像朱光潛說的，我們都不是求真的一群？難怪五四追求的德先生我們固然沒有，就連賽先生也只在學院裏出沒，市井百姓是沾不上邊的。

司機叔叔，並不就是全民的縮影。像他那種想當然耳的態度，卻實在普遍。如果通識教育不包括訓練求真，那市井之見，就會成為科學。

大陸的老師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9月07日論壇版)

一年多前，應邀往教師進修班上，談政治學的課題。當中一講，是討論法律的。記得我提到，中國的問題頗特殊，也不容易解決。民國初年，很多政府顧問，是歐洲人，特別多是德國人。我們的法律和軍事體制，很「德式」；但背景是「唐律」和「大清律例」，配上「六法全書」。夠複雜的。

中共建政後，因「革命需要」，採用了一大批「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」，顧不得與原來一套是合是不合。事情變得更麻煩。多年來，沒聽見有學者專家，把這個問題梳理一下，弄出一個有邏輯有連貫的系統來。

最近，北大法律教授賀衛方，在他的〈香港法治：大陸的老師〉一文中，談到這個繁雜問題，認為那「難以為法治確立一種穩定和清晰的模式走向」。因為麻煩的本源，來自各種「觀念和規範相互衝突」，而那樣的「內在矛盾難以化解。」

百多年來，在香港這片土地上行的，是英國的普通法。習慣法的背景，「先例」的約束力，控辯雙方可抗衡的互詰程序，陪審團的使用等，使這個地方的法律，有系統，上軌道。

賀的友人──深圳律師陳惠忠──到香港出庭後，很有感慨：「假如我們這裏有這樣公正的司法制度，那該有多好！」他說。賀自己也問：「為甚麼我們始終無法建立這樣公正的司法制度？同樣是中國人的社區，何以……大陸遲遲不能上軌道？香港能夠……提供怎樣的借鑑？」

一九二三年二月，中山先生到香港大學演講，自言其革命思想，來自香港。又說他自己的老家香山，距香港僅五十哩之遙，而兩地政府施政差異，有如雲泥。「外人能在數十年間在荒島成此偉績，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，乃無地如香港，其故安在？」國父的結論說，他「聞諸長老，英國及歐洲之良政，並非固有者，乃久經營而改變之耳！」

孫先生說的，是百年前的香港。小賀（借用章貽和語）說的，早今天的香港。區別是制訂，不是種族。我們有穩定和清晰的法律系統，也不是英國人一下子建立起來的。不數十年前，「大清律例」還生效，男人還可以名正言順納妾。不過，你很難能成功賄賂法官，也不能要求法官必須具甚麼黨派背景；掌權的──不論甚麼膚色血統宗教語言──也不能強法官怎樣判案，判了案你也不敢不執行。不然的話，我們不可能有司法獨立。

小賀說：「如何協調共產黨的領導與司法獨立之間的緊張」，是個「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」。

他要香港作老師。其實他不就是個好老師？

我們的最後防線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8月24日論壇版)

大法官的後輩觸犯刑事，給送將官府，案件交小法官審理。小法官按檢察部門提出的控罪，行使法官權力─當然包括酌情權，定下刑罰，並說明理由。

事本平常。只因「輿論」認為量刑太輕，表達不滿，眾口一詞，咬定是犯者的「後台」關係，才獲輕判。這種「想當然耳」的指摘，毫不合理，除非能夠證明，在類似情況下，被告沒有「後台」，法官量刑殊異。看來此非事實。

在我們的制度下，檢察部門認為量刑或審訊程式不合理，可以提出上訴，交高一級法院審理。可他們交回原訊庭，要求原審法官「再考量」。這更不合理。社會可以不滿意法院的判決：在任何國家，此屬家常便飯。社會不能假設，法官判案不考慮清楚，用和尚打傘式去量刑。如果認為，某罪的法定刑罰太輕或太重，你可以修改法律；但法治社會，法院是「最後的裁決」，定下的東西，大家得遵守。

何況，法官判案，是根據控方提出的控罪，又控辯雙方的證據，來決定的。法院不能憑民間耳語或網上圖像來定案。假定說，甲傷害了乙的身體，控方告他「不小心傷人」，而不是「故意傷害他人身體」，那麼法官只能憑「不小心傷人」罪來量刑，儘管民間可能覺得，甲是「故意傷人」。反過來說，使法官不據控罪量刑，那法官是濫權了。法院必須獨立，但不能濫權。

猶有進者。事發後不幾天，某報章提出說，我們有必要重新考慮「司法是否應該獨立」。理由是：民主社會，以多數意見為依歸。既然「輿論」（多數意見）已出，而法官竟然「逆」輿論而行，那麼司法獨立就不民主、不合理了。

記得小時候，看西部片《勾魂樹》。故事說早期的美國西部城鎮，事事未上軌道。很多時候，民眾給挑撥起，就群情洶湧，拿着火把，蜂擁到鎮長前，要抓出關在鎮所裏的疑犯，未經審訊就問吊。鎮長得力排眾議，堅持先讓法官開庭定罪才可。實情是，那樣的鎮長，有時成功，有時失敗。

如果法官得順從多數意見，而不謹守崗位，依法行事，那法官是失職的。先勿論輿論並不一定對，縱使它是對的，也不能由它來決定法律，否則就是輿論審訊了。如是，我們不必有獨立的法官，也不需要法院。就讓「群眾意見」來公審好了。法院獨立，正正要法官不受一時一地的民意來斷案。法官判案，不見得都合當時人的「胃口」，但必須有獨立的司法系統。其他任何的選擇，一定更糟。因為，那是文明社會的最後防線。

賀衛方與嚴復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8月10日論壇版)

前不久，賀衛方為文談中港兩地的法治問題，提到嚴復在英情況。覺得頗有意思，略為補充一二。

嚴復掌福建船政學堂。清政府派他出國，是考察船政。可惜他回國後，沒有受李鴻章重用，結果成名於著書立說，繙譯歐洲近世經典。那是後話。

同期赴歐的，不只嚴復一人。船抵英國，公使館派人往接船，又設宴招待全體「留學生」。時任清廷駐英公使的，是湖南人郭崇燾。用候補侍郎官職，獲派倫敦，成為中國駐外第一位外交人員。叫「大使」，是後來的稱謂。郭後更兼英法兩國公使。在英期間，目睹歐洲中國之別，知要富強，必須急起直追，大力改革。奏摺多言「西化」論，引起朝中保守派諸大臣不滿，把他調回，又不許回京。落得投閒置散返鄉的下場。固然是郭公使的不幸，更是中國的不幸。可惜，當時人都不那樣看。

公使館晚宴席上，郭與一眾「考察團人士」交談。顯然是言談間，嚴復有較特出的表現，故飯後郭氏獨留嚴復，兩人翦燭夜話。當時郭崇燾何以慧眼獨具，邀嚴君論西方政經，我們不得而知。賀文沒有談到的，是郭氏明知嚴君習船務，以備日後自建海軍時有材可用，但卻鼓勵他課餘多觀察英國政治經濟、風土人情，特別是要他到法院觀審。這，改變了嚴復的整個後半生。

嚴復返國，是一八七九年。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，卻從未受李中堂重用。他的日本同學伊藤博文和東鄉平八郎，卻成了日本現代化的大功臣。甲午戰後，他大受打擊；開始發奮譯介歐洲思想，尤其「英國何以得富強」這問題。最終強調，英吉利的強大，基礎在一簡單的原則：「法律觀念，公正不偏」。他要求清廷改革法律，用普通法作藍本。當然不獲「天聽」。

麻煩之源來自內部

他曾寫就〈擬上皇帝書〉，卻來不及上呈光緒。內言國之大患，在弱民智。力陳舉國問題，外力佔小；麻煩之源來自內部。所以所需者，非一點一滴的改革，而是上下整個觀念的轉變。要能與歐洲列強爭一日之雄長嗎？你得具備有活力的、動態的文化。你得創設一種政治制度，用司法公正作骨幹，使百姓心悅誠服。

賀衛方與友人同時覺得，深圳河兩岸都是中國人社會，為甚麼司法制度那麼不同。我想嚴復早就提供了答案，我們沒好好聆聽吧了。

多少博．多少雅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7月27日論壇版)

幾年前，在這個欄目上，談通識教育。一口氣寫了多篇。記得曾經引用嶺南大學作例子。他們起的名字，叫博雅教育。實在不俗。不過大家好像習慣了叫「通識教育」，所以就「隨俗」。名稱不同；目標，應該是一樣的。

無獨有偶。最近真有名「博雅」的同學，隨父母來談天，說自己要追求的，是「人如其名」。

這使我想起了兩岸三地的訓練方式。

在台灣，他們也用同一名號，叫通識教育。各大學都設有「通識學部」或「通識中心」。我一位老友，就是某中心的負責人。就所知，各校沒有共通的看法，但都像「聊備一格」似的。主修學分佔多，學生根本不可能企求「博雅」。起碼，和北美的通識課程相比，是這樣。

在國內，稱謂不同。他們叫「素質教育」。我想，好些院校也真有意開拓的；但有着共通的困難：大學不能減少政府設在課程中的必修科目─儘管教的學的，都是「交差」心態：明知大家都沒勁，但無法改動。有大學負責老師要求，要我用「外人」身份發表意見，希望減少政治學分，增強素質課目。文章送上去。不得發表。

在香港，本來是佔盡地利的，卻不見得我們就好到哪裏去。在大學，要恢復四年制了，但不見哪一所大學來個振臂一呼，要強調追求博雅訓練。社會上，一般人所了解的通識，還是停留在「教科書以外多知一點東西」。於是呢，電影院該放甚麼片子，老翁厭世跳樓等報道，都是「通識」，都堂而皇之進入「通識」讀本中。

又或者，說通識是「通學」，也即是雜學。根本不必開一科來考。叫同學在家中隨便東翻西檢，找些不同的書刊雜誌看看，也夠雜的。果真如此，我們不必談這個問題了。駁雜無文的雜，可不是博雜成文的雜。通識是雜開，雜學卻不就是通識。要不然，人人都是通識專家了。還是中大的朱順慈教授說的好：我們該問問，我們期望一個讀完六年中學的青年人，需要懂甚麼？

甘陽老弟在中山大學，開設了博雅學院。取錄學生時，先聲明那不是給你致富的求學。內容側重古典訓練：中西兼有。

那和我們說的通識，並不相同。但他們追求的「雅」，卻是我們所缺乏的。一個大學生，到畢業了，連一點兒古典文化都沒有涉及─不論是文學、哲學，還是音樂、建築；也不論是中國的、西方的，她怎配稱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？

平心靜氣看我們的通識教育。大家是不是應該坐下來，問一問：目前的發展方向，能給下一代帶來多少「博」、多少「雅」呢？

勝於潑罵的討論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7月06日論壇版)

鬧哄哄的「政改」，算是落幕了。

事情當然不曾了結。

香港立法部門的結構，在《基本法》中有規定。不必多說。但從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開始，到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定案，整個過程，早把「功能組別」這傢伙，安排定當。在今天看，這些組別大可取消；在當時看，不能說全無道理。這不是我的重點，先不論。

值得想一想的，有很多。篇幅有限，不能逐一討論。先考慮兩點。

反對的是小圈子

首先，有論者認為，現時有功能組別投票權的人，屆時將不能涉足新增議席上；但這類人傾向支持民主，所以到時他們只能投自己的界別，與新增五席無緣，因此實質上對民主派不利。

這點大可商榷。看看今天的界別分類。功能組別的選民傾向支持民主？你頂多說，法律界、教育界、社會服務界、甚或醫療界的票，有這個可能。其他大多數的呢？甚麼金融界、銀行界，甚麼零售業、進出口、地產、會計、交通運輸、飲食、工程、商界（擁有兩票）、鄉議局，等等，怎樣？他們背後的選民，「傾向支持民主？」我看不是的。

至於說，他們的總票數有限，不一定能全面左右大局，固然也不一定對大局毫無影響。這是個經驗問題，待有了統計數字才好說。

其次，反對新增區議會五席的人，說那是把功能組別擴大，不是縮小，不應該。

心平氣和地談。

先問：我們為甚麼要針對功能組別？是因為組別的議員每個都不堪、人格操守全敗壞？不是的。是因為那一眾組別，都對社會毫無貢獻，沒有幫助香港發展？也不是的。但因為每一個組別的功能，在照顧該組別的成員利益─成員人數多寡不一；怎麼說，都是小圈子選舉的產物。（有些甚至不必選的。）他們服務的，是某特定的階層─例如，會計界服務的，是一小撮會計師。餘此類推。而民主的假設，是人人政治權利平等。只服務某一專業人士階層，太狹窄，於理不合。

再問：新增區議會的議席，符合「功能組別」原來的定義嗎？他們屬於某「特定專業界別」嗎？他們服務的，是某特定行業嗎？他們是從小圈子界別成員中推選的嗎？

我沒有黨派背景。不為任何人說項。

只覺得，討論，無論如何勝於潑罵。

政治中立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6月22日論壇版)

剛過去不久，「政治中立」這四個字，街頭巷尾都可以聽到。人人高談闊論，把它拿作笑柄，直像政治中立是不該存在的；又或者，如果真有這回事，也大可不必理會。結果是，大家都看它是「官家」的擋羞布，隨時可以扔掉的；根本不去冷靜想想，有沒有可派上用場的地方！

事出學府的「官方」言論。剛巧自己經歷過的「政治中立」事件，也發生在學府，就拿出來和大家參詳則個。

在大學求學期間，碰上選舉。甲乙兩黨都努力爭取大學生的支持。在校園裏，各自的競選宣傳站、橫布條、兩黨的義務工作人員等，四處可見。不知怎的，甲黨的競選政綱中，突然添上條文，說要求政府增加私立大學的資助云云。這麼一來，學生會立刻有了反應，在學生報上刊公開的立場書，並要求校方「為了學生的利益」，公開表態，明示擁護甲黨。

校方發表了公開信，清楚表明：投票，是每個人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，是獨立判斷的後果。所以，每個合資格的學生怎樣投票，大學絕不應干預。同樣，大學是一所教育機構，她不能「唆擺」學生怎樣投票，甚至不當「引導」大家的投票方向。因為，那樣做，會使大學失掉了她的「道德底線」。在民主國家，大學不能偏袒任何政黨；在某些事上，她確是得「保持中立」。

固然不能一概而論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，南非實施種族隔離政策，引來舉世譴責。聯合國實施經濟制裁。奧運會、英聯邦的活動─包括旅行和貿易、世界盃等，全給她關上大門。

某種道義考慮更重要

當時，美國各私立大學，也引發出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。事緣諸多名牌大學，包括哈佛、耶魯、芝加哥等，都設有基金會，聘專人給大學四出募捐和營利。他們都在南非的金礦和鑽石礦場有投資。

學生團體、媒介、教會等批評初起時，大學還是用「政治中立」作擋箭牌，認為大學在各政府間有紛爭時，當保持中立。慢慢的，當論辯變成一場道德爭議，各大學相繼讓步，承認某種「道義考慮」，是高於「政治中立」的。

我們觀察世事，最好不要妄下斷語。你儘可以不喜歡「政治中立」這塊招牌，它倒不全是一片擋羞布而已。

白而不廢的票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6月08日論壇版)

香港立法會的補選活動，已經結束。事後友朋聚首聊天，談到投票事，聽到好些人說：沒有合心意的候選人。前往投票，如果不蓋上個人選擇印，票就會給廢掉。那我幹嗎浪費精神，跑上投票站，去投下沒有意義的廢票？

多年前，在大學的投票站，給同事作監票人。那個時候已經發現，一般人的認識，是「白票」等於「廢票」。既然開票時，所有白票是不算的，不會歸到任何候選人名下。那麼投票就是「做虛功」。香港人是不「做虛功」的。

白票就是廢票？

一九七二年。越戰膠着。美國總統大選。共和黨的候選人，是在任總統尼克遜。民主黨提名的，是參議員麥高雲（George McGovern）。尼氏主張有秩序撤軍，要先把器材等交給越南政府，訓練他們的軍隊，逐步移交。但拒絕定下限期。麥氏反對；要求立即無條件撤退，認為後果不必由美國來負責。

結果呢？那是一屆投白票特別多的選舉。

事後，跟美國友人談起。他夫妻倆都投了白票。當時完全不明白，請他們解釋。她說：如果我投共和黨，他們不設限期，有可能我們的泥足越陷越深。掉到泥沼中，就很難自拔。如果我投民主黨，那就太不負責任了，總不能這樣一走了之的。實在是個困局。

那乾脆不投不就可以了嗎？

白票具有深層意義

不行。我們的祖先，奮鬥了多久，流了多少血，才爭取到今天─讓我們有投票的權利。絕不能放棄。何況，那也是我們的責任。他們異口同聲似的。

後來才明白到，為甚麼白票也當去投。從民主權利說，投票權，是我們最大的政治權利。不是常常可以行使的。從個人表達說，我不蓋印選人，是因為我對參選者都不滿意。但我知道自己該盡公民責任，也明白到，投票，是一種具體的參與。同時，這又給年輕人起了示範作用。儘管你的票並不落到任何人手中，但投票行為本身，就表達了公民素養，也表示了你的責任感。

白票是廢票，因為它不能算進任何人的票囊。

白票不是廢票，因為它本身具有更深的意義。

爭頭獎的責任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5月24日論壇版)

不久以前，在一個電台節目中，行政會議成員夏佳理，和別人討論香港政改方案時，打了某種比喻。他說他明白，多數香港人希望有普選。既然頭獎拿不到，拿個安慰獎也好吧？反正你沒有損失的。何必拒絕？拒絕了，甚麼獎都拿不到，有甚麼好處？

言猶在耳。政務司司長唐英年，到老牌名官立中學演說，推銷同一政改方案。同樣打了個相近的比喻：你考試希望取得甲等成績。但甲等取不到，那取個乙等，總比甚麼等都取不到來得強吧？

網絡上，談論的多得很。嬉笑怒罵的佔多，冷靜思考的很少。這個時候，尋求某類發洩，無可厚非。這倒不是我要談的。我想到的是：假如他倆可代表政府高層的看法，那反映了一點：他們了解到，政改像爭獎，有頭等二等的區分。乙獎，當然不如甲獎。

問題是：為甚麼向大家推安慰獎而不是頭獎？安慰獎，不是真正的獎，只是聊勝於無的東西。

從來聽到的回答是：因為獎項不是香港政府頒發的。你要，只得退而求其次了。

那不是個好答案。

不必繞圈子。我的看法很簡單。身為香港人的政府，你有責任為他們取得最好的。要嗎你盡最大努力（不是略盡綿力），給大家爭個最大的獎盃；要嗎你老老實實告訴主事單位：你不拿出正式的獎牌，我就不來參賽了；社會付出那麼多，並不是衝着安慰獎來的。

固然，很多時候，人盡了力，並不保證就一定取得他追求的。總要問心無愧。我盡了責任，費盡了勁，拿不到勝果，觀眾還是會給我聲掌的：不是因為我贏了，而是因為我做了我所能發揮的最佳表現。

我們政府上下人等，有盡了力─重複：盡了力─給我們這個「世界都市」爭取民主嗎？如果有，怎麼大家看不見？如果沒有，你怎麼面不紅、心不跳、厚着臉皮，叫我們好的不拿拿糟的？

吳美蘭老師要求選舉她自己的領袖。她當然知道，那要求，不見得就會實現。她盡了力，也盡了為人師表的本份，給社會上了一節公民課，贏得了千千萬萬人的鼓掌。

請不要告訴大家，你不明白這個。

世博的瓜皮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5月10日論壇版)

街頭巷尾，人人都在說「世博」。

多數人拍手叫好。「你沒有看過，怎知是好？」如果這樣問，很多回答是：地方夠大，場館夠多。光看介紹，就知道好啦！想深一層，不無道理。這個大和多，是我的。你要看，就來我這裏看好了。北京奧運，是百多年來首次「四夷來朝」。上海世博，也是個「萬邦歸漢」了。

舊上海，十里洋場，卻是租界林立。中國人，在自己土地上，要守外國人的規矩；因為列強在華，有治外法權。新上海，外國人來到中國的土地上，就得守中國的法律了。文化意識上，這大大滿足了一般人的自尊感，儘管不無虛榮自大成份在內。

世博開幕前後，大家在螢光屏上見到的，應該不少。能自省的，恐怕不多。

多年前，尤德當香港總督。同學媽媽是樂迷，每碰上好節目，一定不錯過。有一次，在中環大會堂輪候買票，前面站了一個衣着樸素的洋婦，也在排隊。大會堂負責人特別跑出來，與她寒暄，並示意她先上前購票，洋婦堅持排隊。事後知道，她是尤德夫人。她並沒有說：「你不知道我是××太太嗎？」

鏡頭所見，公安負責維持秩序。人龍中有不守規矩的，給勸喻排隊時，反唇相稽，然後照樣「越位」而去。

很多朋友會到過公眾場地，聽音樂會或參觀表演。在香港，節目開始前的「友好提示」，大家都耳熟能詳了。也許我錯過了很多，但就所見，公然拿起閃光機拍照的，絕無僅有。

鏡頭所見的，是怎樣的景象？

每年的書展，每天「開門納客」以前，外面都排着長長的人龍。從沒有見過，鈴聲一響，人人立刻爭先恐後，推倒保安員，打衝鋒般往前湧的。

鏡頭所見的，又是怎樣？

你牽着小狗上街走走，總帶着一卷廢紙甚麼的，以防狗兒撒野，你得善後。道理不說自明。

鏡頭所見，女人牽着小女孩，在吃瓜。女孩吃完後，瓜皮扔在地上。場地人員過去看究竟。她說：孩子小，不懂事。就丟了。

這也叫道理？

不要說我滅自己威風，一個國家的威風，不是靠大靠多，就可以招回來的。

這些日子都應銘記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4月27日論壇版)

「四月四日兒童節，爸爸送我小飛機。」

這是我兒時上學，小學課本上寫的。記得清楚，因為爸爸真的送了我小小的紙飛機。多年來，告訴年輕朋友，都說我打誑：從來沒聽過有四月四日的兒童節。

三星期前，在《蘋論》的〈兒童節感言〉中，作者明白提到了這個日子。

我沒有打誑。

失憶的年代

也許，在這個失憶的年代，我們的年輕人都不必理會老人癡呆症了。他們很早就失憶了。

不要只說四．四。剛過去的三．二九呢？

縱使你不理會「青年節」甚麼的，你起碼該記得，那是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日子。沒有黃花崗之役，你或者還拖着辮子，做着大清子民。

跟着的十．十呢？是不是因為今天說「雙十」，是政治不正確，所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大日子，也一併失憶了？曾經在這個欄上，寫過一篇「辛亥失憶症」。到今天，沒有改變。

還不只呢。九．一八又是啥？

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，駐瀋陽的日本關東軍，炮轟北大營，事件轟動中外。史稱「九．一八」事變。年輕的朋友，你記得多少來了？《淞花江上》這首歌，就反覆提到這個日子。

「一．二八」呢？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日軍在上海生事，與中國第五軍和十九路軍爆發激戰。舉國震驚。今天的年輕人，有多少還記得？

我們沒有國殤日。如果有，用七．七作紀念日，也不會錯到哪裏。隨便問問馬路上的中學生，看看有多少人能告訴你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在宛平城響起的槍聲，掀起了八年抗戰的序幕？看看有多少個年輕人，可以說出「蘆溝橋事變」這幾個字？

不，我不是近代史專家。但我相信，這些日子，人人都應銘記。不需要專家學者甚麼的。在通識教育高唱入雲之際，我們是不是應當好好告訴年輕的朋友，沒有一．二八、三．二九、四．四等等，他們的今天，會是怎樣的？

另一種復活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4月13日論壇版)

復活節在香港是個洋假期。說來也是「一國兩制」的特色吧。兩岸三地，就只有香港有這個假日。當然是拜英國人所賜。英國是基督教國家，復活節又是基督教的重大節日，英國人把它帶到香港，不足為奇。回歸後，這些「洋玩意」全部保留，也沒有人反對。

也不光是宗教的東西。俄國大文豪著書，用「復活」作名字。德國著名作曲家寫交響曲，也用「復活」作曲目。歐美世界的藝術創作，包括油畫、電影、短篇小說，等等，用上這個名的，實在很多。更不必說教會傳道的單張了。可見這個節日多受重視。

看看歐洲文明傳統。兩千年來，說復活的宗教人士，固然很多。不過，那倒不是教會的專利。文學家、哲學家的論述，在在都有。從基督教《聖經》記載的，說基督復活一事，他們引伸到人的良知、靈性，甚至其他精神層面的「復蘇」，或「重生」或「再生」的講法，都有。「浪子回頭」是「復活」；人犯錯，能痛改前非，也是復活，或重生。這些故事或教誨，中國都有；我們不用復活的說法罷了。

所以，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，原意也是「重生」。羅馬帝國亡後一千年，之所以叫黑暗時代，是因為他們覺得，那像是「死去」的年代；歐洲文明的根源──古代希臘的黃金歲月─直是失落了。所以，大家要恢復古典，也就是重新尋回滿有生命力的時代。於是亞里士多德的作品，又得到「再生」。

五四運動過後，胡適之曾經回顧，說那「偉大的新文化運動」，是「近代中國的文藝復興」。那是胡先生給五四塗上浪漫主義的色彩了。且不說新文化運動的功過，就只看胡適之錢玄同等人所提倡的，頂多是「啟蒙運動」。事實上，那是整個五四的大方向：新文化運動是，追尋德先生賽先生也是。都是向「新生事物」找，不是走「回頭路」。那一代的讀書人，並沒有要重新回到古代的泉源，找尋生命力。剛相反。「整理國故」的口號所開出的，不是重返古典智慧，而是要推翻──起碼是懷疑古人的東西。錢玄同是章太炎的弟子，卻自號「疑古玄同」。他印章上彫的，就是這四個字。

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和黑暗，國人似乎又有了新的「再生」。許許多多的人，紛紛回到古典的智慧上，重覓古人的經典，自己文化的根。

但願這是另一種「復活」。

新六軍碑柱在哪裏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3月23日論壇版)

五十年代中葉，台灣發生所謂機械化部隊「兵諫事件」。部隊司令是蔣緯國。孫立人將軍是他的直屬部下。孫將軍早歲軍校出身，保送美國著名的ＶＭＩ（維珍尼亞軍事學院，又名「南方的西點」）深造。歸國後，負責整編在印度受訓的新六軍。日寇投降後，軍隊從海路回國，經香港上廣州。當時有隆重軍禮。他的先頭部隊與英國的接收部隊，並列和平紀念碑前，舉行升旗禮。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和英國國旗，同時飄揚。在穗安頓期間，百姓為表揚，建新六軍碑。

碑，還在的。可不易見到。它的周圍，變成了髒亂的菜市場。碑柱上的刻字，全給小販的雜物布條蓋着。碑旁又蓋了公廁。聽說如果菜市場搬遷，碑柱會給拆掉。

不必講甚麼陰謀論。但孫立人功在國家，紀念碑柱應好好保存。今天這個樣子，是何道理？

兒時讀書，最愛聽老師講歷史故事。他們都是經歷過抗戰洗禮的一代，講近代軼事精采萬分。課堂上鴉雀無聲，多半是大家在聽得入神。好些時候，還教我們哼勵志歌曲，都是北伐前後到抗戰時期的。

「旗正飄飄，馬正蕭蕭。槍在肩，刀在腰，熱血似狂潮。」

「怒潮澎湃，黨旗飛舞。這是革命的黃埔。」

革命的黃埔？黃埔的歷史，有多遠了？怎麼就丟得一乾二淨？讓我說一則你猜不到的：「三民主義　吾黨所宗　以建民國　以進大同……」

當然知道：這是台灣的國歌。咦？世上有名「台灣國」的國家？她的國歌叫「三民主義」？不是，你說；正式來說，該叫中華民國國歌。不，那是後來的事。孫中山先生南下廣州，在黃埔創軍校，是訓練士官領軍北伐的。當時他用孫文本名，手書軍校訓詞，就是這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」。

對國人來說，近代歷史實在太多的血和淚。正因如此，我們更不能忘記。不久前，《廣州日報》報道，黃埔軍校同學會原址，變了酒吧。建築物受到破壞。很明顯，文物保護單位無能為力。

這是舊樓房改了樣子的問題？抑或是孫將軍碑柱的同一個問題：今天這個樣子，是何道理？

大學教育在反省，香港呢？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3月09日論壇版)

「圓桌會議」宣佈，要舉辦「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」講座系列。最後一講，是「通識教育與價值教育：中國國民與世界公民的培養」，說講者和老師會分享兩類教育的關係。

我不知道，教育是不是要灌輸價值；我只知道，教育當培養學生有紮實的知識基礎，使他們能判別價值取捨。不奢望甚麼世界公民。我們能訓練學子，使成為良好的中國國民，也很了不起吧？

無獨有偶。剛看到一則美國報道，說上海外語中學的陳姓畢業生，考進美國緬因州著名學府 Bowdoin College，拿到獎學金，是個心理學和經濟學雙主修。也快畢業了。陳同學對自己所受訓練方式，印象深刻。他與林姓李姓兩位友人，合寫了一本書，叫《真正的通識教育》（外文名是 A True Liberal Arts Education），目的在向中國人介紹，甚麼才是貨真價實的通識。

書中提出了兩個「技術」點：師生比例小。教授主責在傳授知識，不在埋首個人研究。這兩事會帶出甚麼可能後果，大家想像一下，也不難找出答案。

二十三歲的陳君，倒清楚明白，他的書不容易「促銷」；儘管有媒介的注意，也有不少報道。話雖如此，申請到這類學府升學，人數大增。光就他自己的學院吧，一年間就多了三倍學生申請入學。

華東師大的劉長教授認為，通識訓練──包括歷史、文學、科學、哲學等──是每個國民所需。他歷史系同事許子霖教授就說，事很為難。十年前，全國大學畢業生，每年一百五十萬。今天，是五百萬。他慨嘆：教育像養雞場。大學追世界排名，人人趕研究來生產論文；他們無意去好好栽培下一代。

復旦勇於嘗試。大學引進牛津式的學院住宿制，並一改傳統，容許學生到第二年才明示主修。這給同學留了多一點選擇的空間。

甘陽老弟最近的新嘗試，更進一步。他在中山大學旗下的「博雅學院」，主持課程。集中在古典研究。挑選極嚴。芸芸眾生中，只揀三十人。作較深入的人文經典訓練。

這些，都試着給中國高等教育，闖出一條新路。

批評者說：你在走「精英主義」道路。好些中國的工業家也有異議：資源浪費。應把資源放在高級技術訓練上，發展專業教育。

中國的大學教育，在反省。

香港呢？

向它祈福──文化的墮落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2月22日論壇版)

陽曆新年伊始，寫了一篇〈許願〉。文末提到兩個貴州人跑到四川作賊，結果一死一捕的故事。本來嗎，我跟着說：「如果我說：人人發發善心，給中國許個願吧！你會許個甚麼願？」不知怎的，文稿傳到報社時，這二十來個字不見了。結果呢，有些讀者摸不着頭腦，不明白那故事和「許願」主題有何關係。十分抱歉。

陰曆新年剛又過去。在電視的新聞報道中，看到不少人，老老幼幼的，跑到一株纖維製的許願樹前，把預備好的紅封包拋向樹上，希望樹枝能夠懸起小包，達成他們的心願。

看在眼裏，覺得不是味道，卻又挽瀾乏力。

在我國很多地方，都有「許願石」、「許願樹」一類的東西；也許不同方言區有不同名字，那不要緊。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

但那些石與樹，總有獨特的地方。比如說，石頭所處的位置，和普通石塊不同；通常形狀很特別，又或者色澤有異常之處。還有，這類「奇異事物」都不會是所謂的「新生事物」，它們都頗有歷史，背後更流傳着疑幻疑真的傳說。

為甚麼會有傳說？因為傳統上，很多人相信，山川大地充滿着「靈氣」。不是神靈、靈妖那種靈──靈氣是自然存在世上的，和神魔鬼怪沒有關係。孟子說的「浩然之氣」，文文山說的「天地有正氣」，都是「氣」，都有「靈」，都不涉鬼神。

如果樹是形狀奇特的，有生命力的，配合某種地勢或水流，歷久如新，以前的村人就會認為，那樹具有某些「靈氣」。所以嗎，人人保護「牠」，向牠祈福，正因為不是隨便一棵樹都有那特性的。

假東西有甚麼靈氣

不必上綱上線，說百姓迷信，沒有科學頭腦。民俗，本來就不科學的。傳說，也是文化的另一類載體。何況，大家只說石精樹精，不叫石神樹神的。

不要說我尖酸。總覺得，人工合成的假東西，有甚麼靈氣了？有何生命力可言？更不可能「成精」。向它許願？那不是徹底的形式主義是甚麼？它不包含民俗的成份，背後也沒有歷代相傳的故事──縱使是真真假假的，更缺乏任何奇異之處。

向「它」祈福？那不是文化墮落是甚麼？

文學的政治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2月09日論壇版)

拿了諾貝爾桂冠的米勒，也有譯名叫穆勒的。（後一音譯名更接近原名。）她用文學寫政治，但風格與俄國的《齊瓦哥醫生》、《古拉格群島》等作品，又自不同。她描繪很多親身經歷的情況，寫出專制下的生活，恐懼感無孔不入，滲到日常每一個角落。縱使故事的場景只是個小地方，也體現着一些人人關注的問題。

她寫舉手。學校要決定是否驅逐某人出黨，開除學籍。全體齊集禮堂。領導要大家舉手。「在所有人的手都舉了起來的死寂裏，可以聽見呼吸在木椅上下起伏。」大家都很累了，沒有人有勇氣先放下，直到頭頭說，不必數了，我們都贊成。

她寫鼓掌。受開除的人自殺了。大家又要集合鼓掌。長時間的，「沒有人敢於第一個停下來。他們……望着彼此的手。有少數人停了一會兒，然後他們感到害怕，就又鼓起掌來。」直到台上的人叫停。

她寫逃亡。「每個人活着，只想着逃亡。」「唯一不想逃亡的是獨裁者和他的衞兵。」「秘密警察本身也在散佈獨裁者生病的謠言，讓人們生了逃亡之心，然後追捕他們。讓人們悄悄細語，然後追捕他們。」

她寫鞋子。巨幅標語：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，從牆上垂掛下來。鞋子在下面的行人道上走動。「我感覺到這些鞋子知道，有其他路可走，終有一天，不會在巨幅標語下走動。」公安射殺了逃亡的人，一定拿回他的鞋子。保羅失蹤了。大家希望：不會再見到他的鞋子。

她寫恐懼。人離開了家鄉，到了另一個國家。還是接到秘密警察頭子的郵件和電話，受到威脅。「他寄來的信紙箋頭印有兩把交叉的斧頭。每封信裏都有一根頭髮，到底是誰的？」

她寫背叛。最好的朋友，老遠來看望。表現親切，還穿了自己的裙子四處跑。無意中發現，地毯下多了一條鑰匙，開房門的。還有小紙條，上面寫着大使館的號碼。她是自己的好朋友。

摘桂冠前不幾個月，她應邀回布加勒斯特演講。那是距今天不夠一年的事。甫抵酒店，就發覺受到秘密警察監視。

得獎作品重新發行。德國的發行代表說：「在柏林圍牆倒下二十周年，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團把這個獎頒給她，是表揚她拒絕讓極權統治下悲慘生活被遺忘的努力。」

文學寫政治，不也能打動人心？

政治的文學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1月26日論壇版)

赫塔．米勒（Herta Müller）剛拿了諾貝爾文學獎。她父母是德裔人，從小在羅馬尼亞的一個德語區長大。進中學才習羅國語。一出道就當繙譯員，卻受盡歧視。這段經歷，日後成了她寫作題材。又因為不和國家安全局合作，拒絕秘密監視別人，受到排擠。終於與丈夫移民德國。居柏林。柏林人嗎？又把她看作羅馬尼亞人，儘管她用德文發表作品。得了桂冠，原來恐嚇她威逼她壓制她的羅馬尼亞，立刻鳴鑼打鼓，掀起了米勒熱潮。

為甚麼她受歧視？說來諷刺。二戰前，羅國行法西斯政策。雖不像意大利與德國結盟，仍然支持納粹。住在德語區的人，多半在納粹軍中服役──這是羅國與德國當時達成協議，特別允許的。大戰後期，納粹節節敗退，紅軍不斷前進，羅國又改向蘇聯靠攏。歐戰還沒有結束，羅國已開始用「集體犯罪」的名義，驅逐德裔人到蘇聯的勞改營。年輕的就困在羅國的集中營。米勒的母親，也被驅到斯大林的鐵蹄下，勞役五年。

她認為用「集體犯罪」的說法，是不公平的，因為好些年輕一代的德裔人，並沒有參軍，也沒有作納粹的幫兇。後來，在去年八月出版的長篇小說 Atemschaukel中，她就用這個背景，描寫一個無辜少年的苦難。

她受排擠。可排擠她的，又不只是秘密警察部門，還有她自己的「同胞」：住在城市的德裔人。她出自小鎮，長大後到了城市，十分討厭所謂「社會主義」的生活。她寫作，正反映了這種不滿。她諷刺羅馬尼亞的專制社會，諷刺小鎮的生活僵化，諷刺鄉間城鎮到處充斥的民族優越感。可因為這樣，她受到白眼，得不到原諒。那些住在城市的「同胞」，覺得她的作品「污染」了他們的團體。

得獎的，是她六年多前出版的小說 Herztier，意指「心魔」或「心獸」，是魔鬼也是靈魂，是野獸也是個性。英譯本叫 The Land of Green Plums，中譯本叫《風中綠李》。土地指國家也指故鄉。青不是「綠」：李子熟透，呈深紅色；青李子，是「生」的、青澀的。作者用的比喻，應是「青李之國」或「青李之鄉」。諷刺的是制度，也是制度塑出的人性。她不停在提醒讀者：專制統治產生怎樣的社會氛圍，使人活得不像人。

政治小說，誰說不可以是出色的文學作品？

許願
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10年01月12日論壇版)

每年一開始，很多人都會給自己「許願」。以前俗語說的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、「一日之計在於晨」等，都在教人遇上新的開始，要有新的「願」。洋人所謂的「新年大計」或「新年決心」甚麼的，意義相近。

願，人人都有。奇就奇在那個許字。我們說「許誓」，「許諾」等，不僅是心理要求，更有立的意思；不只要遵守，也要實行的。在古代，你許了誓而不行，可嚴重了。但許願呢？也許，我們都有一種經驗：在友人的生日宴上，切蛋糕時他總得許個願，許的甚麼願，會不會實現，真是天曉得。

同樣是「許」，認真不認真，有像雲泥。

一般來說，願，是給自己許的，有點像憧憬的東西，或者是夢想。都很個人的。所以許願時會默不作聲，像向上蒼默禱，祈求上天賜給你所「願」的。當然也有立心不良的「惡願」「毒願」。不管怎樣，總是私人的事。

要在公眾跟前許的願，情況很不同了。往往不是言不由衷，就是陳腔濫調得可怕。尤其是那些公眾人物，又或者是娛樂界的所謂「藝人」甚麼的，在電視機面前許的願，教人聽着時特別難受。年年都說着千篇一律的，甚麼「希望世界和平」啦，「願社會和諧，人人賺錢」啦，等等。

我不是神。我不敢說他們在人云亦云一番，根本沒有思考。但平時的生活形態，日常的言談，屬於「國事世事，干卿底事」一類的人，突然來個偉大的祝願，你會懷疑，這有多大誠意來了？

剛聽到一則新聞故事。兩條貴州漢子，跑到四川，爬進富人家院子偷東西。主人不在，護院的犬卻在。一番追逐，竊賊偷雞不成，跳牆攀樹受傷，流血不止而死。死者家人竟入稟四川法院，要求賠償十五萬善後。最後法官許四萬收場。

就當作一個簡單故事吧。看官，這不是有點違反常識了？但卻是今天我國社會的寫照。

如果我們繼續享有出版自由，使我的意見能自由表達，又有讀者願意看的話，於願已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