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6月29日論壇版)
六四慘劇,二十年了。全世界,就只有香江一地,有這樣規模的悼念活動。看到那場面──用個不倫的打油比喻,就是中秋未到,已經有人快活有人愁了。
前不久,戴晴提出「南非模式」的和解論,固然是針對着這爿事的;王丹的駁論,早有報道,不必重複。值得思考一下的,是香港提出的五點,像五條小口號。就叫作「小五條」吧。
前面兩條比較簡單,只說「釋放民運人士,平反八九民運」。運動的定性能夠推翻,釋放困了多年的人就不是問題。如果歷史是引鑑,那麼以前大大小小的假案寃案,最後都得平反。當然是時間問題。長線來說,這給當局開出的難題,不見得無可克服。
後面兩條也不那麼複雜。中國人玩數字遊戲,實在到家。看看孫隆基的例子,你就明白。你說「結束一黨專政,建設民主中國」;我可以說:你落伍了。我們社會主義者,從革命開始,就用建設民主中國作目標。過程不一定十分順利,黨的事業有反覆,不足為奇。民主中國,是有中國特色的,不需仰洋人鼻息,對嗎?你現在才喊這個口號,比我們晚了幾十年啦!一黨專政?你到政協看看,有多少個政黨在那兒!我們是和衷共濟、共存共榮嘛!大家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,國家才有今天呢!那可不是專政。我不是打誑,甚麼專政、民主等,他真的可以跟你談。要談多久,是另一個問題。嚴格來說,他有足夠的本錢,就不怕談。誰也不擔保,一定談得攏。
這四條不是「窮巷」。中間一條卻是頭痛了。「追究屠城責任」。過去的平反,沒有能追究甚麼責任的。偉大舵手親自領導的文革,受害人給平反後,也沒有追究到他老人家頭上。六四調動軍隊向老百姓開槍,沒有太上皇批准,不可能。祖父不在了,舅公叔公各爺爺還在;爺爺不在了,他們的子姪還在。希特勒死了,納粹高層文武百官,還得受審定罪。要追究屠城責任,那牽連可廣了。假定真相大白,在生的有關人等全給找出來,責任怎樣負?
戴晴早看到這點,所以用南非模式,使受牽連的不怕站出來。但不光是王丹,這種方案老百姓很難接受。且莫說開槍殺人,貪污引致房舍倒塌的,也要給大家「還個公道」吧?身為統治者,指揮軍隊殺百姓,這個公道怎樣還?
也許練乙錚說得對,改革派和保守派,在利益上許多的瓜瓜藤藤糾纏不清。你要追究,也就是要懲兇。
這一條他們接受不了。
2009-06-29
2009-06-11
愛國與運動
(載〈蘋果日報〉2009年06月09日論壇版)
幾個星期前,談到「五四失憶症」,提到啟蒙的失敗,也提到新文化運動,其實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後遺症。設想如果不是救亡的迫切,啟蒙不致腰斬,也許能繼續發展也說不定。這當然可以討論,且不說它。
有意思的是,國內的讀者同意的多,香港的朋友剛相反,都認為那是一場自發的「愛國運動」,說我不當語帶貶義。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發生的示威,固然是學生領頭的愛國運動;但「五四運動」不光指遊行,還有當時一些讀書人,為了追求某種目標,發起了與傳統「割裂」的運動。反對他們的,都給譏評作「遺老遺少」,「舊勢力的擁護者」。不管有理無理,反對的聲音,都給「歷史的潮流」淹沒了。歷史,對他們不太公平。
激進的反傳統主義(林毓生語),帶來了消化不良的後果。沒有好好消化就急着把西學介紹進來,結果當然是活剝生吞,一知半解。如果你不懂外語,你知道甚麼是「德謨克拉西」?或者,德先生的名字,因為教科書而得普遍流傳。那麼,甚麼叫「費厄潑勒」?我們不說「公平交易」,或「公平對待」,而用上音譯 fair play,這還只是一個例子。到了今天,劣拙的譯名,隨處可見。
胡適之大力推動新文學運動。兒時念書,他的〈文學改良芻議〉成了我們的範文。他鼓吹的「文學需從八事入手」,是擲地有聲了;可聲,並不悅耳。
隨便舉例。「不作無病呻吟」。古往今來,有多少作品都那麼韓退之式的,篇篇載道?文學,要有豐富的想像力;無病而能呻吟,也得靠想像力。難怪後來提倡「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文學」的人,都說胡適是「先行者」了。今天,我們的年輕學子,不懂寫文章,語言乏味,文字不通,不是不懂呻吟,而是沒有了想像力。文學,該有框框嗎?
「不用典。不講對偶」。也許我們不必都學「四六文」、「駢文」(其實懂一點也無妨的),但對偶,已經是民俗的「慣性」了。如果要大家不用典,許許多多古人的精采文句、故事、比喻等,都不會用心去學。你看適之先生本人的文章,就用典。在我看,我們的國文老師當多教典才是。
「不講求文法」。那得看你說的「文法」是甚麼。不跟傳統卻跟歐洲人走──準確地說是跟英文走,引來了難看難讀的「歐化語句」,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五四弊病了。到了今天,我們的教授、同學、媒體、翻譯界諸君,文字表達都那麼不堪,骨子裏是因為不知道怎樣去講求「文法」。
愛國運動,很好;不是所有運動都那麼好的。
幾個星期前,談到「五四失憶症」,提到啟蒙的失敗,也提到新文化運動,其實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後遺症。設想如果不是救亡的迫切,啟蒙不致腰斬,也許能繼續發展也說不定。這當然可以討論,且不說它。
有意思的是,國內的讀者同意的多,香港的朋友剛相反,都認為那是一場自發的「愛國運動」,說我不當語帶貶義。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發生的示威,固然是學生領頭的愛國運動;但「五四運動」不光指遊行,還有當時一些讀書人,為了追求某種目標,發起了與傳統「割裂」的運動。反對他們的,都給譏評作「遺老遺少」,「舊勢力的擁護者」。不管有理無理,反對的聲音,都給「歷史的潮流」淹沒了。歷史,對他們不太公平。
激進的反傳統主義(林毓生語),帶來了消化不良的後果。沒有好好消化就急着把西學介紹進來,結果當然是活剝生吞,一知半解。如果你不懂外語,你知道甚麼是「德謨克拉西」?或者,德先生的名字,因為教科書而得普遍流傳。那麼,甚麼叫「費厄潑勒」?我們不說「公平交易」,或「公平對待」,而用上音譯 fair play,這還只是一個例子。到了今天,劣拙的譯名,隨處可見。
胡適之大力推動新文學運動。兒時念書,他的〈文學改良芻議〉成了我們的範文。他鼓吹的「文學需從八事入手」,是擲地有聲了;可聲,並不悅耳。
隨便舉例。「不作無病呻吟」。古往今來,有多少作品都那麼韓退之式的,篇篇載道?文學,要有豐富的想像力;無病而能呻吟,也得靠想像力。難怪後來提倡「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文學」的人,都說胡適是「先行者」了。今天,我們的年輕學子,不懂寫文章,語言乏味,文字不通,不是不懂呻吟,而是沒有了想像力。文學,該有框框嗎?
「不用典。不講對偶」。也許我們不必都學「四六文」、「駢文」(其實懂一點也無妨的),但對偶,已經是民俗的「慣性」了。如果要大家不用典,許許多多古人的精采文句、故事、比喻等,都不會用心去學。你看適之先生本人的文章,就用典。在我看,我們的國文老師當多教典才是。
「不講求文法」。那得看你說的「文法」是甚麼。不跟傳統卻跟歐洲人走──準確地說是跟英文走,引來了難看難讀的「歐化語句」,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五四弊病了。到了今天,我們的教授、同學、媒體、翻譯界諸君,文字表達都那麼不堪,骨子裏是因為不知道怎樣去講求「文法」。
愛國運動,很好;不是所有運動都那麼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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